文/孔兴洲
立法会爆炸案警方前日拘捕六名疑犯,并揭发一个名为“勇武前线”的极端组织。事件公布后,引起市民的强烈反应,质疑何以会出现如此极端暴力的团伙。事实上,过去反对派的极端言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一些头顶“法律学者”头衔的反对派政客,鼓吹“违法以达义”、鼓吹“无惧法庭判罚”,更是这类极端组织的“催生婆”。
据传媒报道,被捕的“勇武前线”中包括四名在校大专学生,其中一人还是“占中”期间的积极分子,更是候任的大学学生会主席。亦有报道指,“勇武前线”是因应“占中”而生,是“占中”的衍生物。当然,反对派可以否认自己支持这类组织,但却无法否认“占中”是这些极端组织的始作俑者。
而起到最核心也是最直接影响的,并非反对派议会内的肢体暴力,而是反对派近年所不遗馀力鼓吹的“违法以达义”。将香港社会向来坚持的法治精神,用另一种“违法”的方式去破坏;将香港社会理性务实的传统,用暴力去砸烂。一些法律学者,也是“占中”的发起人,更是以各种方式去散播这类极其错误的思想。但可惜的是,“占中”杀伤力太大,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可以说,“勇武前线”之所以出现、之所以采取暴力手段,“违法达义”堪称罪魁祸首。
在早前的港大事件中,公众看到,明明是破坏保密原则泄露会议的恶行,却被包装成反抗权力的“正义”之举;明明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行为规则,却要践踏以满足一己私利;明明是以在向港大校委会施压,却要说成是维护学术自由。无视法律法规,正名甚至美化违法行为,已成为反对派的常态化言行。当时就有舆论质问,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香港将会变成怎样的一个城市?当法律无人遵守,当规则无人尊重,当社会行之有效的制度被刻意破坏,则还有什么能维持香港的良性发展?
事实证明,反对派极端言行否定了守法的重要性、催生了将暴力“正义化”的错误思想。过去五年来,特别是过去三年来,反对派无时无刻不在制造社会对立。不仅在立法会内肆意采取言语与肢体暴力,更是在街头运动中鼓吹年轻人加入极端行动。例如在立法会掷杯、在维园袭击特首夫妇、在酒会中破坏秩序、在游行中攻击持不同意见者。
在“泛民”的潜移默化下,不少年轻人深受其影响,以为抗争可以不必遵守法律、守法就等同“犬儒”等同无能,相信只有采取与以往不同的极端手法才能实现政治诉求。这种歪风严重扭曲了一些年轻人的世界观。试问,如果立法会反对派遵守议事规则、游行中保持理性,此次爆炸案会不会发生?
如果那些鼓吹“违法以达义”的“法律学者”还有点羞耻之心、还有点对香港的责任感的话,就应当采取必要的消毒措施,纠正极度错误的言行,否则,类似的激进团体只会不断冒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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