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无论是他们在“文革”前自觉自愿“下乡垦荒”，还是在“文革”中响应号召或被“动员”，也无论是广大知青在以后的岁月中自感青春荒废，还是他们始终无怨无悔，有一点是我们所不可否认的。这就是：参加到这场运动中的绝大多数人，最初都曾是力图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按照时代的需要，去努力塑造自己的。“扎根农村干革命，青春献给新农村”，“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安家”，是他们在广阔天地中随时修正自己人生航标的行为指南。在新中国刚刚诞生的创业时期，在广大农村和农业发展需要他们贡献力量的时候，在党和国家尚处于困难的时刻，一直在城镇里长大的孩子们，以自己孱弱的身躯，同农村、边疆的父老乡亲一道，支撑起了共和国大厦。他们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都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农村和边疆的建设事业。因此，广大知青们那种为国分忧、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那种“愿做祖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的高尚情怀，以及他们在祖国的天南地北、山山水水间留下的光辉业绩，是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学习的。
我们不能忘记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基本国情。那是一个刚刚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的国度，不仅缺医少药，而且人民的生活还处在极度的贫困中。经过此前100余年的战乱纷争，经过一系列西方列强的瓜分掠夺，曾是文明古国的中国，财富几乎被洗劫一空，其国民的文盲率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高小毕业生便被称为“知识分子”。而在广大农村中，就连高小毕业生也极少。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和起点上，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仅仅经过10余年的艰苦奋斗，便使我国的工业经济得到了飞跃发展。然而，我国的广大农村却依然落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还依然是一个紧迫的任务，农业科技的推广依然任重道远。我们不能不看到，正是由于广大知识青年的无私奉献、上山下乡，给广大的农民和广阔的农村，带去了急需的科技知识，带去了许多新的思想、新的信息……
在千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有的知青后来当上了民办教师，成为贫乡僻壤中一颗传播文化的种子；有的当上了“赤脚医生”，为缺医少药的农民排忧解难，解除病痛；有的成了农业技术人员，在农业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上做出了可喜成绩；有的被推选为生产队会计、保管，成了农民和农村的“红管家”；有的被选拔到农村的各级领导岗位，成为深受农民欢迎、爱戴的带头人；有的则在社队企业中积极奉献、大显身手，成为后来乡镇企业的开拓者、奠基人。可以说，在当时农村的各条战线上，都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如果我们站在国家的角度，怎么能说他们就一定比呆在城镇当工人，或成为专家、学者更有价值呢？而其中更多的知识青年，更是以一个普通农民的姿态默默耕耘着，以他们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农产品，无私地支援着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同时，往往被人忽视的是，还有一大批下乡插队到祖国海岛边疆的知识青年，他们曾与千百万复转军人一道，流汗流血，“屯垦戍边”，为捍卫祖国的边疆稳定和领土主权，构筑起了一道道血肉长城。1969年，当苏联正准备从新疆和内蒙古对我发动突袭时，忽然发现在我东北、内蒙古和新疆一线，布有几百万“中国部队”（实际是身穿无领章帽徽的绿军装，一手握镐、一手拿枪的屯垦戍边战士和下乡知青）时，极为惊恐，他们自以为中国早有准备，便再也没有发动战争的勇气了……
尤其值得人们崇敬和怀念的，是那些为抢救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英勇牺牲的知青们，他们将自己的全部青春、热血，都无私地献给了为之奋斗的土地和那里的人民。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和英名！
另外，千百万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从学生到农民，也经历了一场极为艰难的心理磨练历程。正是在这一历程中，他们的思想、体能、生活和感情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在下乡中真切体会到了中国农民的艰辛，从而增强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激发起了强烈的变革农村的愿望和责任感。因此，他们中尽管不乏“请愿回城”者，但还有一批全心全意投入到改变农村贫困面貌的艰苦斗争中去的热血青年。同时，也正由于他们经历了如此长期的艰苦磨练，才使他们真正懂得了珍惜今天的生活，并养成了一种关心国家、乐于奉献、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品格。这是目前全社会对他们的公正评价。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品格，所以在他们中间，那些走上领导岗位的，能够保持艰苦朴素、联系群众、清正廉洁、身体力行的好作风；那些后来上学深造的，能够珍惜时间，勤奋学习，努力做到学有所成；那些进入商界的，也能够凭借自己扎实的根底和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获得显赫的成就。可以说，在我国目前的各行各业中，都有出身于知青且表现突出的劳动者。如今，他们已是共和国的中坚，正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当然，随着“文革”的结束和知青本身那种高昂热情的退减及国家对个人利益的重视等，70年代末，各地陆续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要求回城就职就工的“返城风”。其中，尤以1979年以后为甚。
这种部分知青要求回城的现象，早在“文革”期间就曾出现过。1973年，经过对全国范围内知青工作的大检查，国家的一些有关政策得到了基本落实，但仍有一些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随后不久，有关知青的情况和问题再次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毛泽东、党中央和国务院那里。
1976年2月，距逝世仅有半年多时间的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报告上再次作出批示：“知青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然而，只有中止上山下乡，才是解决知青问题的根本办法；而中止了它，又无疑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就是在这种矛盾困惑中，带着深深的遗憾，毛泽东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