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国前27年的历史中，无论是我国取得的辉煌成就，还是走过的曲折道路，无不与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密不可分。这期间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政治运动等，毛泽东都是最高的决策者和主要的推动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不例外。这场在中华大地上绵延了20余年、旷古未有、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从由来到兴起，一直与毛泽东的指示密切相关。
由于历史视角的不同，人们对这场运动的认识和评价至今存有严重分歧。有的人着重从知识青年个人的前途与际遇出发（或认为从事农业或当农村会计、赤脚医生等，是荒废青春、摧残人才等），基本否定这场运动；有的人从国家需要与农业发展着眼，对其采取基本肯定的态度。本文试图从宏观上客观记述这场运动的由来及兴衰，以期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
（一）五十年代中，毛泽东一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使“上山下乡”成为广大知识青年的自觉行动。作为一场曾长期震撼中华大地的大规模青年运动，“上山下乡”运动的产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渊源的。 建国后的历史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善于“破坏”旧世界，也善于“建设”新世界。1953年，在国民经济得到恢复的基础上，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工业经济进入起飞发展的关键期；1955年，作为“破除迷信的一年”，我国又迎来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涨“怒潮”，一年等于几年的合作化速度，成就了“鸡毛也能飞上天”的豪言、壮语……
但在中国工业经济和农业合作化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尖锐矛盾和问题：一方面，随着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广大农村急需大批劳动力，特别是急需一批有文化的知识青年。一个会计，一个记账员，都使那些曾苦大仇深的庄稼汉们望眼欲穿，欲求而不可得。另一方面，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尽管很快，但其规模和结构尚不尽合理，中小学生的入学率较高，而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一时还不能满足需求。这就使相当一部分中、小学生毕业后的分配和就业，成为一个大问题。而且，随着建国后医疗水平的进步和婴儿成活率的大幅度提高，这个问题愈来愈突出。据统计，仅1955年一年，全国就有57万中学毕业生和236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
供求双方的问题各执一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便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了。
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明确指出了中、小学毕业生的未来出路和理由。社论说：“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很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必须指出，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是有一定困难的。”而“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这里，尽管尚未明确提出“上山下乡”，但却要求各地青年组织，帮助城市中的中小学毕业生“转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
这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进一步肯定了知识青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12月，毛泽东又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按语中，更明确地指出：“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泽东这两个按语一发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便作为一个精炼提纯的口号，迅速在全国广大知识青年中高喊起、流传开，并成为当时一些热血青年的自觉行动。
实际上，早在《人民日报》社论和毛泽东的指示发表前，就有一些知识青年主动提出过“下乡垦荒”的请求。1955年8月9日，北京石景山区西黄乡22岁的共产党员、乡长兼团支部书记杨华和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等5名青年，即联名向共青团北京市委递交了一份申请书，请求批准他们“组织发起一个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疆去垦荒。申请书慷慨激昂地写道：“当我们知道祖国有10亿亩的荒地在边疆闲着睡大觉，我们就恨不能马上跑到边疆去……我们知道，到边疆垦荒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我们的祖先已经给我们拼出了16亿多亩的土地，他们经历了多少艰苦？耗尽了多少心血？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知识青年，我们不是那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老守着热炕头的人，我们有志气做一名志愿垦荒的先锋队员。”
8月16日，《北京日报》等全文发表了这份申请书和团中央领导接见他们时对其垦荒要求的答复。团中央接受了他们的申请，并决定尽快组织城市青年进行“下乡垦荒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