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知情的不良行为，给当地的社会秩序、日常生活带来一定混乱，也极大破坏了知青和上山下乡的声誉，致使一些地区的知青同当地农民、干部的关系紧张起来。一些集中安置地区的干部、群众，从起初对知青热烈欢迎，变为现在存有看法，并开始对其敬而远之。
在这种情况下，李庆霖给毛泽东的“千言书”，为党和国家调整知青政策提供了契机。
这封信，经多方周转，终于到达毛泽东手中。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类似事件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庆霖的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使毛泽东、党中央和国务院，直接、真实地了解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开始着手解决。
毛泽东复信后，周恩来便受毛泽东的委托，很快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精神及具体的“统筹解决”办法。5月，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形成了《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让各省讨论。
6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1973年第21号文件，转发了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随同下发的还有“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认真组织有关部门宣读学习，结合本地知青工作实际进行研究讨论，并拟在6月下半月，由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派2人到中央汇报和解决有关问题。
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省市区讨论研究的基础上，7月，国务院主持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定出一些“统筹解决”的具体办法，24日形成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8月4日，中共中央以30号文件形式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各地“严格全面地（对知青问题）进行检查，抓紧解决目前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报告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近几年知青下乡的基本情况。称“全国已有800多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这些知青中，“已有59000多人入党，830000多人入团，240000多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第二部分着重阐述了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认为“在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充满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反修防修的一次伟大战略部署。”第三部分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会议共提出了六条统筹解决的举措，同时起草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1973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这六条措施是：（1）严格进行检查，总结经验，加强领导。规定：“县以上党委，都要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得力的办事机构，并由一名书记主管。”（2）切实解决下乡知青的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对已经下乡插队生活困难的，国家要给予一定补助，今后的安置费也将适当增加。（3）大力加强对下乡青年的培养教育。（4）坚决刹住各种不正之风。今后要严格制度，对于违反制度“走后门”者，“不但要把他们的子女退回去，还要给予纪律处分。”（5）发动群众，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坚决斗争。（6）今后每年都将有大批的城镇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要作出长远的安置规划，并同国家的整个经济建设、开发边疆和文教科研的规划衔接起来。
可以说，这次会议有限度地统筹解决了下乡青年生产、生活方面的一些实际困难，其中的一些措施是比较明确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这对解决当时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它是在“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上山下乡正处于高潮时召开的一次会议，因此对于问题的解决是相对的，不可能终止这场运动。相反，会议还要求要作出长远规划，继续大规模展开，并对上山下乡政治意义的认识越拔越高。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在五六十年代涌现出的如董加耕、邢燕子、侯隽、金训华等大批知青英雄和先进典型的基础上，又在七十年代涌现出一些“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立志扎根农村的“好青年”，如柴春泽等，并在全国知青中掀起了一个“扎根”、“决裂”的浪潮…… （三）知青的历史奉献功不可没！但随着“大返城”的呼声日高，进入80年代，轰轰烈烈的运动悄无声息地走向消亡
必须指出：尽管由于我国幅员广阔、情况复杂，各地知青在下乡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总体来看，广大知青为了体谅国家困难和响应党的号召而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历史性奉献，是不能抹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