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明确提出，对于出身成分不好但现实表现好或可以教育好的知识青年，不得歧视；并要求各地，尽快对当地知青的情况进行一次普遍检查，切实解决存在问题，尽快对今后的工作做出规划。
从这份报告中，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窥见”到当时上山下乡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尽管在“文革”前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在“文革”中，由于运动来势很猛，加上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各级领导只关注、重视知识青年的“再教育”和“改造世界观”了，甚至认为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改造人的思想，达到再教育的目的。因此，对一些下乡插队到偏僻、边远和极端贫穷地区的知青，各级领导没能给予应有的关照，致使一些知青家长和知青难以安心。
1972年底，福建省一名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为当时某些地区知青的生产、生活情况留下了一个典型事例。
1979年春，尽管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股“返城风”，尤以上海最为严重。上海知青曾一度集会游行、拦截火车、张贴标语，要求返城。但6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当前部分人员要求复职、复工回城就业等问题的通知》后，这股风很快就得以平息了。
“三中全会”后，国家改变了上山下乡政策。从1980年开始到1994年末，我国城镇青年就没有走上山下乡这条路。 在此期间，以前的下乡知青几乎全部返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宣而终”。中央宣称，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比较，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路子。党和国家从改革经济体制入手，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开拓就业渠道，并在1979年底至1981年中，一下安排了共计2600多万回城知青和新增劳动力就业。后来，随着工资制度的改革，国家又作出了给“自1962年以后下乡的1500万下乡知青”计算工龄的决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上山下乡”从此成了一个历史概念。但，我国的国民经济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成千上万的知青突然进入城市，势必造成或加剧“人浮于事”和生产工作效率不高甚至下滑的问题。这种情况说明：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依然存在，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因此，随着“国企”改革的进行、“下岗再就业”工程的启动、“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等，近些年党和国家认识到，“支援边远落后地区建设、向农村和边疆输送知识和知识分子”工作，还需进行。因此，号召和鼓励知识分子，发扬50年代知识青年“好男儿志在四方”的精神，采取多种形式支援边远落后地区建设。
1994年10月15日，《北京晚报》转引新华社的一则消息说：毕业于江南大学的江苏省江阴市青年徐建忠，自愿到村办企业上班。如今越来越多的城镇青年正在走这条就业之路，全国到乡镇企业上班的城镇青年已达300万人。其中广东省超过40万人，江苏省有30万人，山东为20万人，浙江、辽宁、四川、福建、湖北等省也在10万人以上。
当然，这在具体内涵、实际做法和基本特点上，是与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根本不同的，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作者： 大地之子 转自版纳知青网
李庆霖，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下林小学的一名教员。他儿子李良模是1968年届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到本县山区萩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1972年12月20日，他给毛泽东写信告“御状”，反映其儿子在下乡点遇到的生产、生活困难，主要是口粮、住房和钱的问题。这封信有1700余言，现择要摘录如下。
信中说：“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11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国家发给的（每个月8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吃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整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里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但第二年，国家停止了知青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放，知青“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在每一个头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李庆霖在对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表示“完全拥护”后，建议：“对孩子上山下乡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同时，信中还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在知青招工中的一些“走后门”现象等不正之风，表示出对上山下乡过程中一些问题的忧虑和牢骚。李庆霖说：“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依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这么一来，就单剩下了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
正是在此前后，其他一些地方的知青随着对实际生活的不如意，“回城光荣”的思想开始滋长，各地均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有背景、有关系的知青在参军、招工、招干中“拉关系”、“走后门”问题，社会上的各种不正之风开始泛滥抬头。自此，“神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遇到现实问题的严峻“挑战”。广大知青自50年代以来那种“扎根农村一辈子”的革命热情和激情，退却了。与此同时，一些本来被认为是“根红苗正”的普通家庭出身的知青，面对回城无计、走后门无望的状况，也变得浮躁和“桀骜不训”起来。于是，在70年代中，各地知青均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如偷窃、群殴、赌博、流窜、淫乱等荒唐行为。其中的“偷窃”，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跳丰收舞”。即：一个或几个知青，在秋收后，到田间或农民家里，“明拿暗抢”粮食、蔬菜、水果、家禽等农副产品，供自己享用或分享。同时，他们并不把这种行为看作不光彩的“偷盗”行为，反而认为很正常并得意洋洋、津津乐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