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消息一发布，立即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短短几天中，北京市自愿报名参加垦荒的青年即达587人，超过试验需求人数的近10倍。随后，北京团市委即从这些志愿者中选拔出60名年轻力壮、思想端正的青年，组成“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并于8月30日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会上，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作了《向困难进军》的讲话，勉励他们发扬“忍受、学习、团结、斗争”的精神，克服困难，在黑龙江的荒原野岭上安家落户，多做贡献。
9月4日，北京青年垦荒队抵达黑龙江省萝北县凤翔镇南10公里的团结村，正式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垦荒点”。从此，“又是兔子又是狼，光长野草不长粮”的荒凉北大荒，燃起了志愿垦荒的第一堆篝火。
星星之火，迅速潦原。全国各地的城市青年纷纷向边疆、荒山挺进……随后，天津、河北、湖北、山东、哈尔滨等10多个省市的团组织，也相继组织了50余批、约37000余人参加远征垦荒。次年初，浙江省温州市的知识青年还组成了赴大陈岛的志愿垦荒队。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首次使用了“下乡上山”的提法。其中写道：“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该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在党中央的号召和各地热血青年的感召下，1956年一年中，全国就有近20万名城市青年志愿加入到了垦荒队伍中来……
应该说，此时党和国家号召和鼓励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其主旨是从解决城市青年学生的就业和加强农业生产的角度考虑的。一批批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一块块处女地被挖掘开垦，一片片荒原长出绿油油的庄稼，起到了一举多得、一兴百顺的作用。
进入1957年，毛泽东在其一系列的文章和讲话中，开始强调青年学生参加农业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等问题。这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刘少奇主持写成的《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指出：“就全国来说，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为了贯彻上述精神，团中央随后分别在北京、天津、上海、成都等12个大城市，开始进行有计划地“动员”城市青年插队下乡的试点工作。当然，此时知青下乡的基本方向，主要还是参加边疆建设、开垦荒地和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建设，而“直接插队落户到农村”的人还很少。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曾一度中断。一时间，城市的劳动力竟然顿显紧张起来。于是，全国各地又先后从农村中招收了2000余万农民进城。
进入60年代，适应纠正党的工作中严重的“左”倾错误和解决因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经济困难，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其中的内容之一就是“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指出：“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有条件的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劳动。”此后，“上山下乡”再度在全国兴起，且直接下乡插队的人员逐年增多，形成了“文革”前上山下乡的一个小高潮。
有资料显示：在1962年至1963年间，全国共动员上山下乡人员30万人，直接插队落户的就有9000余人。1964年间，全国共动员下乡、回乡人员68万余人，其中知识青年32万余人。1965年，仅到8月份，下乡的知青就有25万余人……这样，至“文革”开始前，不仅将2000余万在“大跃进”中从农村招来的人员全部动员返回到了农村，而且还动员了近200万城镇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上山下乡。《人民日报》曾为此发表文章《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成为新型农民》，称：到农村去，已在我国城市青年中逐步形成了一个革命高潮，“它是推行党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大事；它为我国知识青年开创了一条最广阔的革命化道路。”
这期间，随着城乡四清运动的开展，上山下乡越来越多地被赋予政治理念和“革命”色彩。下乡的知青中，出身“地、富、反、坏、右”等家庭成分的青年在知青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以后，随着社会上阶级斗争的调子越唱越高，这些人的家庭原罪感也越来越强。因此，为了求得人格上的平等和公平对待，尽可能摆脱家庭的阴影，或为改造思想、证明自我，城市中出身成分不好的青年更多、更积极地选择了上山下乡道路。
为了推动知青下乡的深入进行、解决具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于1965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是“文革”前召开的唯一一次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大型会议。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了与会同志，周恩来曾两次听取专门汇报，显示出党和国家对上山下乡问题的高度重视。这次会议，讨论、研究了知青安置中的一系列问题，认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上山下乡，是城乡劳动力安排的一个重要方面，应纳入下乡劳动的整体规划中。同时，会议检查了近年来安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1965年的工作任务，并计划当年再安置54万余人。
在安置方向上，会议要求要尽可能地与建设稳产、高产农田、大搞样板田相结合，与国防建设、占领山头、下海、下湖相结合，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可操作性措施。如：重申“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搞强迫命令”；强调安置方式要因地制宜，可集中插队、分散插队、投靠亲友、建立纯知青为主的生产队和国营农场等。同时强调，动员城市人员下乡不能向农村“甩包袱”，不能安排老弱病残和劳教人员下乡等等。这对研究、解决上山下乡工作中的存在的某些问题、确保知青下乡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在指导思想上这次会议也开始暴露出一定问题。主要是，会议片面强调了政治挂帅，而对知青物质待遇的长期考虑和规划严重不足。但无论如何，从总体来看，到此时为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还是健康的、积极的、平稳的。广大知识青年的思想也是稳定的，他们中的大多数确实是真诚地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自觉自愿地走向边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并为减轻国家就业压力、加强农业生产，做出了宝贵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