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范省的诞生
改进村制的推行，使得山西在两个方面发生了立竿见影的变化，其一为匪患断绝，其二为义务教育普及，此外，对于推进“六政”、移风易俗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
阎家老宅内使用过的物品
在“人民须知”的宣传册中，这样写道：“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
1925年，陶行知在实地考察之后，评价山西的义务教育：“我们不能不佩服山西人民对于义务教育之忠实努力，自从民国七年开始试办，到了现在山西省100学龄儿童中已有70多人在国民小学里做学生了。山西之下的第二个省份（江苏）只有20%多。可见，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算来只有山西一省。”
1928年，山西省政府检验对推进村制工作的总结，认为已经初步普及，并在移风易俗、推动经济、普及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教育为例，山西男童普及4年义务教育的比例为80%，女童为40%。同年，阎锡山上书南京政府，呈报7年来工作经验及成就，希望南京政府以山西经验为范本向全国推广。
与此同时，民国其他正在进行乡村自治实验的改革家，对阎锡山的推进村制工作并不认可，以梁漱溟为例，他于1930年考察山西村治后，得出了“有其名，无其实”的评价。
除山西以外，民国再无第二省能如此大规模地普及倡导村治。梁漱溟从1928年开始在山东推进乡村试验，因为山东政局的不稳定而中途夭折，南京政府虽然于1932年以后开始大规模地倡导村治，并树立了江宁实验的样本，但为应对随之而来的抗战大规模动员，又重新启动了保甲制度，中国结束封建社会后全国普及村治的梦想遂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