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他，为展现其思想的新潮与革命性，在家乡颇做了几件石破天惊的“革命行动”：其一，将庙里的神像搬走，改做学堂，其实只是搬掉了偏殿中的两座神像，主殿根本没动；其二，成立剪刀队，将村绅官吏骗到一处，强行剪发；其三，要求其亲戚带头开展放足。
几件事情一做，家乡父老群忿难平，河边村几个武师，带着徒弟一呼百应，聚集两千多人，包围阎家，将老太爷揪出来游街。后阎锡山带兵弹压，将带头的人砍头，这件事情轰动一时。
阎锡山统治山西的岁月，持续了整个民国时期，中间历经了北伐、中原大战、蒋介石“削藩”、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大时代，成为民国军阀中独一无二的不倒翁，“对于山西人来讲，阎锡山就是民国”。后代研究者多认为，这应归功于他在上世纪20年代广泛推进村治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7年10月，山西省署颁布《各县村制简章》，进行户口调查，编行村制，划定村界。具体方法是，一村村民300户者设村长1人，村副1人。多于300户者酌增村副，至多不得超过4人，少于三百户者只设村长1人。后来在编村的基础上又设立了闾和邻：每5家为一邻，设邻长一名；每25家为一闾，设闾长一名，闾长在村长副之下，受其指挥。至此，建立了村—闾—邻—农户四级的村级组织管理体系。村制的推行，使得山西建立了上下贯通、应用自如的行政网络，改变了中国自古以来“皇权不下县”的施政局限。
1918年后，相邻的河北、山东等地乡民纷纷涌入山西定居，让山西人口有了明显的增长。但“官办村政”建立起来后，阎锡山却觉得效果很不理想，具体体现在“六政三事”的推广阻力上，社会风气之保守与经济发展的缓慢，让阎锡山产生了“将政治放在民间”的念头。他说：“什么叫民间呢？省不是民间，县也不是民间，实在是村是民间。所以省县无论什么机关，不是官治就是绅治，总不是民治。换句话说，就是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
老家试验场
河边村隶属于山西五台县，是阎锡山的老家，其村位于五台山西麓，滹沱河南岸，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在阎锡山统治山西的三十多年间，不停地往河边村投资，使这样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拥有了专用铁路、公路、工厂、学校等，以满足阎锡山在此停驻时的办公需要，以及作为各项社会改革的试验地 。
阎家老宅
早在1917年，河边村便进行了村制建设，有了村长，村副（四人）、闾长，书记（会计）一人，村警数人，1922年又加选邻长。整治对象包括贩毒者、吸毒者、窝娼者、聚毒者、盗窃者、斗殴者、游手好闲者、忤逆不孝者、家庭暴力者以及失学儿童等10种人。整治手段是设在村公所里的公堂和刑具。
除了完善村治外，阎锡山还出资修建了太原到河边村的公路，修建石桥，兴修水利，在当地提倡栽种棉花、葡萄等经济作物，修建女子学校，并将其五妹送到改学堂读书以提高女童入学率等等。
到1921年，河边村的教育体制已经形成了从初小到中学的全覆盖，这些教育设施的投入完全是阎锡山自己出的钱，学校除校舍外，还有完善的操场、书籍、仪器设备。
教育体系完善后，阎锡山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又逐步完善了其他社会设施，包括慈幼院、劝业厂、国术馆、医院等，逐步形成了阎锡山心目中理想的村制体系。
阎锡山对于在家乡推进其施政改革，可谓倾尽心力：推广苹果与棉花种植时，他家里育有十几亩的幼苗，乡邻可以随意去拔了引种；推广放足运动时，他从自己的亲戚家入手；推广女童入学时，他让堂妹阎慧卿、姨妹阎竹梅入学示范。他所兴建的川至中学，除免收学费外，还另发制服皮鞋给学生。此外，阎锡山还有一习惯，进入河边村后，便改穿便装，以拉近与村邻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他还在河边村成立娶妻助进会，帮助村里的光棍找老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