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山会议与公道社会的畅想
民国十年（1921年），阎锡山对治下各地进行高调出巡，检阅各地“六政三事”的推广情况，并为村治改革造势。
同年6月21日，他主持发起“进山会议”，广泛邀请全国各地的学者、当地军政要人、商人、乡绅等参加，第一次开会时有25人，以后以每周两次的频率，逐步增加到上百人。
进山会议前，在俄经商的山西商人被列宁全部驱逐，晋商返回太原后，向阎锡山反映苏俄社会如“洪水猛兽”，所以，阎锡山在会议中，多次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在中国进行社会变革和实现民主，预先消灭马列主义在中国蔓延的土壤。
阎锡山主政时期发行的货币
进山会议，以每周两次的频率，一直开展到1923年10月，讨论“中国最佳的社会形态究竟是什么”，会议规模，从最初的二三十人到五百多人不等，形成的研究成果，包涵政治、社会、人生与家庭、政治制度等方面，达两百余万字。最后得出的结论，如对于家庭的结论：“人是有我见的”，故共同生活以不生“窒碍”、维持和睦为界限；男女应固定一夫一妻制。如对于政治的定义：政治在于“维持生活已有之幸福，增进生活未来之幸福”。“政治为人类共同组织，以求真富真强真文明也”。
在进山会议召开的同时，共产主义正在山西生根发芽，在高君宇的指导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5月1日秘密成立，并印发了《共产党宣言》3000册。阎试图在各种主义中找出自己的一条道路，虽然他最终也未能真正实现。在《进山会议录》的序言中，阎锡山说：“余以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极端之错误，就世界人类来说，应产生一个适中的制度。”阎锡山认为，共产主义之弊则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强人作圣贤，又强人作禽兽”。“违背人性，反乎人情，不适合生产，不利于人生”。唯有“公平制度”，既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病，又能预防共产主义之流传。这就是阎锡山的公道主义的来源。
进山会议吸引了民国诸多的学者前往山西，甚至还有外国学者和记者。其间，梁漱溟曾多次访问太原，也加入了这个讨论之中，1922年，阎锡山专门向梁漱溟请教如何编制一个能实现平等民主的制度，梁漱溟认为“为时过早”。而阎锡山此时已经印发了推进村治的文件，选拔了干部，准备大干一场。
在《督军兼省长阎告语各县街村长副闾邻长及人民举办村民会议文》中说：有人说同治主义不能实行，是人民程度不够的缘故，我问他甚么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识是程度。我又问明白是非曲直是真知识抑或是知道条文法理是真知识？其人不答。……程度愈高距人情愈远者何贵乎？
在讨论中，阎锡山对山西村治的强力推进，也启发了梁漱溟，他赞同了阎锡山的观点，即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并组织了持有同样见解的华北绅士，组成颇有影响力的“村治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