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将各种族人民揉成一团
时人将杨增新的统治术总结为，让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互相牵制，杨则精心在各力量之间搞平衡。杨增新本人亦将此当作经验传授。处理民族事务时，杨增新最常用的关键词是“羁縻”，比之盛世才时代“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代表”等让人亲切熟悉的词，“羁縻”一词带有浓烈的陈腐气息。
戴瓜皮帽、穿皮鞋的新旧混合的杨增新
杨增新政府中，只有前清旧官僚，没有“民族代表”，但却是近世新疆唯一一个将当地穆斯林武装当作拱卫政权的统治者。
他对此的解释，并没有一句民族平等之类的漂亮话：“前清同治年间，回疆多事，官兵多用汉人以剿抚回缠，乃民国成立以来，缠回皆助共和，相安无事。而汉族则游民会匪到处戕官，见猱升木，几至不可收拾，非利用回缠不足以维持秩序而救目前之急况。”
杨增新也是近世新疆统治者中唯一一个学习维吾尔语的。他能讲不太流利的维吾尔语，并一再督促各县知事学习维吾尔语，否则“不惟难以联络地方之感情，洞达人民之隐屈。”
为解决语言人才不足，新疆建立了一所学制为两年的“缠文研究所”，为杨培养了一批符合其政治理念的双语干部。
历任新疆统治者中，少有人像杨增新这样重视少数民族语言问题，不但语言不通成为杨增新拒绝内地派遣军校毕业生的理由之一，是否会说维吾尔语，也在后来成为杨增新整饬吏治的目标。他的一切目的就是“新疆至于今日其情形已极危险，须将各种族人民揉成一团，不使生心外向”。
杨增新以国家分裂的后果来提醒新疆官员身负特殊职责：“念西藏以自治，非独藏人之罪也，我汉官之不肖，迫西藏以自治，而后英人得而乘之也。”，外蒙亦同此理。
汉官治理新疆，最棘手是宗教问题。但杨增新认为恰恰应当利用宗教：“查缠民笃信宗教，尊重阿訇为牢不可破之习惯，假使缠民不信宗教，不敬阿訇，便不免无所忌惮非专恃官法所能维持。”。
杨增新奉行宗教不干预策略。新疆建省后一直有官员指派阿訇的习惯，杨增新告诫官员不可随意更换阿訇甚至刑责阿訇。
官员不再干预宗教后，地下宗教法庭很快公开化，杨增新认为官方与宗教法庭的这种职能分工是好事：百姓发生刑事案多会找官府，而一般的民事纠纷、财产公证都会找伊斯兰教机构。社会矛盾转交给更熟悉民情民俗的宗教机构处置，反而减少了官方裁断失误和不必要的事务。杨增新很早就注意到，官府多次无法裁决的纠纷，经阿訇抱经盟誓，可当场解决。
对宗教机构和人士来说，公开化为其开辟了财源，其地位上升，对官方的态度会更加温和，是属于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关系。杨增新本人在一切公众场合刻意烘托宗教人士的地位，他的座位两边必然都是留给维吾尔族大阿訇和回族大阿訇的。
杨增新认为，新疆宗教情况远比陕甘简单，没有教派门宦之争。为保持这一局面，杨增采取了特殊的宗教干预主义——严禁西北门宦进入新疆，严禁私立道堂，以免陕甘宁地区悲剧在新疆重演。但杨增新的政策并不僵硬，对已在新疆取得势力的门宦，则会加以笼络控制。本着同样的因素考虑，杨增新严禁聘请国外教员入境，禁止土耳其人讲授古兰经。
杨增新对新疆宗教问题的态度，并非全然出于“羁縻”之策。作为一个博览群书的孔孟弟子，他竟提出一神教比中国的多神崇拜更先进的观点。因为儒家社会，只有天子才可祀天，百姓不得祀天，而基督教、伊斯兰教人人可直接祭拜上天而有所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