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教祸水向西流
杨增新较早预见到苏俄新政权必将战胜沙俄旧政权，并认为俄国革命，是由社会贫富差异巨大，权贵过于腐败所致。但杨增新认为，布尔什维克是危险的过激主义，将之视为对新疆社会安定的最大威胁。
新疆十月革命后，俄国境内有数千华人参加红军，苏俄政权选拔部分有文化的人员在社会主义传习所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培训，分别派往中国各地。
新疆毗邻苏俄，成为马列主义对外主攻地区。1919年，新疆就在多地侦知苏俄派出汉、回、维吾尔族骨干渗透新疆鼓吹革命的消息。杨增新感叹：“过激派之主义、社会党之潮流，已骎骎乎输入我国，驯至有不可遏之势。”
为及时获知苏俄消息，杨增新委派在中亚经商的维吾尔族富商代为眼线刺探情报。
1924年，新疆与苏联在通商谈判时达成一致协议，双方互相不支持任何以反对对方政体为目标的政治煽动行为。但直至1927年2月，共产国际才放弃向新疆派遣维吾尔族干部的努力。
为阻断马列主义的传播，杨增新1920年就开始采取严密的信息审查和阻断手段。新疆与苏俄只开放尼勘卡一个口岸作为人员和贸易往来通道，对过境人员，严格检查，禁止一切包含鼓吹工人平民革命、社会均产、无政府主义等内容的资料进入新疆。同时四处派员对各地出现的宣传活动严厉禁止并收缴材料。
杨增新在内地进入新疆的星星峡关卡设置稽查人员，施行严格的文化封锁和信息检查制度。杨阻断共产主义传播极为成功，苏俄在中国各地遍撒共产主义种子，唯独在最近的新疆却一无所获。
但信息封锁政策也最为后世诟病。当时内地输往新疆的邮件和印刷品皆需检查，邮件甚至要拆开两次，部分信件送杨增新亲自过目。《大公报》、《申报》、《新闻报》禁止在新疆发行。
为研究了解马列主义，杨增新曾请苏俄领事馆翻译每周两次见面，详细讲解《资本论》的内容，杨增新在叹服列宁事业之英伟的同时，更坚定地认为，煽动阶级斗争的仇恨之论，有违中国人调和中庸精神，不适于中国国情。不过，马列著作似乎也误导了杨增新，他感慨“中国幸无大工厂，否则革命遍地。”
杨认为，只有专注社会治理才能有效俄防范共产主义，“非抱定民生主义，使国民皆注重实业，无以救天下穷乏，即无以止天下之乱，望政府兼筹并进，不宜偏重军事一途。如至四海困穷……纵使兵满全国，亦断不能维持。”
1916年杨增新酒宴上当众斩杀云南籍军官夏鼎、李寅后解释其理由：内地政党、国体纷争一旦引入新疆，必引发不可收拾的祸乱。“诛一二不屑之子”，实乃不得已而为之。
1924年，为杨增新排挤革命党立下大功的喀什噶尔长官马福兴，被杨增新突袭抓捕并处决。杨认为马福兴曾有的如下行为将祸乱新疆：擅自扩军、随意加税任免官员、与旧俄领事馆密议出兵讨伐红军、暗称“喀什噶尔帕夏”、与北京政府曹锟暗中联络。
行刑前的马福兴
杨增新对内地主义、政党纷争颇不以为然，曾云“穷兵黩武，寡人之妻，独人父母……今之人开口言同胞，而无日不戕杀同胞”。
由于政权更迭频繁，杨增新抱定只认庙，不认神的态度，无论中央政府何人上台，杨增新在表示“新疆以拥护中央为天职”的同时，对新疆事务一概我行我素，既不听令，也不接受委派官员。
为防中原战乱纷争祸水西流，杨增新甚至命令，非经其本人同意，内地人不可从星星峡关卡入新疆。杨认为，内地社会动荡，民无恒产、恒心，新疆孤悬塞外，不远万里克服艰难入疆者，多半是胆大妄为的冒险家，而新疆多一不安分游民，则多一祸乱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