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客死六枝
从西南革大来到普安，十年后才调离，这是许多人至今仍然无法解开的谜。
在共和国历史上最困难的那段时期，普安的许多干部积极响应号召，纷纷调往外地去支持工业生产，邓蜀平也是这个时候，得以离开普安的。那是1959年12月，组织上把他调到安顺市财政局担任局长；当时，兴义地区已经撤销，并入了安顺地区，因此也属于内部调整。其妻谢全碧也随之调到安顺市卫生局，担任副局长。
没有热烈隆重的欢送仪式，没有大车小车的家具财产，他们把一些简单的用具送给了身边的同志，只带走书籍和被盖衣物，和来时一样清风两袖，一无所有。临行前，他们站在寝室的窗前，静静的把普安端详了许久：那是一个没有一幢楼房，没有一条长街、仅有两三千人口的县城，座落在大山的怀抱之中，尽管国道320线从城中穿过，但是掩盖不住它的沉寂和冷清。直到现在，这个县城里也仅有万余人口，仅有几幢零星的五层楼房，四十年前的面貌也就不难想像。
和其他调走的同志一道，他们与县里的领导握完手，便登上敞篷卡车，以一种非常纯朴和简单的方式，来作别他们曾经生活和工作过十年的地方。
在安顺市财政局，邓蜀平仅呆了15个月。1961年5月，郎岱县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后改为六枝特区至今，隶属六盘水市），治所从郎岱迁往六枝，成立县级六枝市，邓蜀平奉命到六枝担任副市长，谢全碧依旧到卫生局，任副局长。
在安顺，由于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应该生活得比普安更好。但是到六枝以后，由于那里是新建的县城，人烟稀少，各项准备尚未就绪，尤其是基础设备建设的落后，给生活和工作都带来了许多困难，邓蜀平虽然在职务上有了提高，但那实际上是责任和义务的加重。当时，国家在那一带发现了大型煤矿，建立六枝市的目的，是为大规模开发煤炭作前期准备。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邓蜀平被调往贵阳市南明区当副区长。然而，这一天来得太晚，来得太让人遗憾。他还没有到新的岗位上任，邓小平已被当作党内第二大走资派揪出来了。得到消息，邓蜀平长叹一声，“完了”。接着，那场席卷全国的大劫难迅速波及城乡角落，身为非党人士的邓蜀平，也未能幸免。他被革了职，赶出办公室，天天被揪到大庭广众之中交待问题。无情的折磨使他身心憔悴，无端的屈辱使他大失所望。恐惧、愤怒、冤屈伴随着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1971年3月15日，年仅58岁的邓蜀平被迫害致死。
被下放到乡下劳动锻炼的谢全碧，得到消息回来后，面对邓蜀平的死，她没有掉一滴眼泪，这是她预料之中的，眼泪挽救不了他的生命。此后，她没有再下乡，却被安排在医院的停尸房里一住就是八年，直到1978年调到成都杜甫草堂管理区为止。
邓蜀平虽然有一个做了伟人的大哥，但他却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从他平凡的一生里，我们却感到了伟人为什么伟大，为什么崇高。其实，邓小平当时如果把他留在重庆也没有什么不可，或者他们在昆明晤面时随便和在场的有关领导招呼一下，邓蜀平的人生或许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和结局。但邓小平没有这样做，这恐怕是伟人的原则性吧。现在，我们是多么需要这种公道正派、无私无畏、不论亲疏的精神和风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