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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弟弟为何在70年代自杀?

一进邓小平家门,谢全碧就哭了。没有上班的邓小平全身心投入到栽花种草和养鸟上。他对谢全碧说:“哭有什么用!”只字不提自己的事,也不问兄弟死去的情况。

  5.当家理财

  邓蜀平在青山担任镇长约15个月,于土改接近尾声的1952年2月奉调到县财政科(局)担任科(局)长,直到1959年12月离开普安。谢全碧则调到县卫生局,后又到盘水区。

  在财政局,邓蜀平性格因素中比较优秀的成分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为县里当好家理好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共和国历史上,五十年代应该是工作节奏最为紧张、态度最为严谨、作风最为深入、效率也是最高的年代。和当时县里所有的干部一样,邓蜀平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到了工作上。由于人手紧缺,任务繁重,头绪复杂,因此邓蜀平常常既是领导,又是工作人员。从参加和组织召开会议到落实会议精神,从起草刻印文件到下基层检查指导工作开展调研活动,从税收的组织征收管理到资金的划拨使用,他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动手。特别是全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以后,县财委会只是开了个会,进行了安排部署,剩下的工作便全部落到了他这个财政局长兼财委会秘书身上。由于许多政府机构尚不健全,粮食、供销、商业、计划等所有经济方面的工作全部由财政局操办,邓蜀平可谓身兼多职任务繁重。他翻开文件,逐条逐款地学习、领会,然后再深入实际,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进行综合分析,最后才理论联系实际草拟出实施方案去组织实施。尽管上面有统一的政策和要求,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因为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因此像粮改这些工作,完全是创造性的。再就是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名义上是县财委会负责,实际上是邓蜀平在办理。仍然是从实施方案的起草,到工作队员的抽调,从具体问题的处理,到材料的搜集、汇总上报,全是邓蜀平在忙。这段时间,他不分上班下班,也不管白天黑夜,从办公室到生产车间,从城里到乡下,忙个不停。由于他的认真和一丝不苟,仔细周到,方法措施切实可行,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邓蜀平的原则性很强,他始终坚持“收入打足,支出节约,预算节余”的财政工作方针,不论对任何人,只要违反了原则,他都会铁面无私地指出和纠正。县委书记郭云舟和他的个人关系很好,相互之间比较理解信任,但在工作问题上,界限却很分明。有一次开大会,郭云舟提出要增加一笔开支,但他认为不合理,更不符合县财政十分拮据的实际,便提出了反对意见,公开据理力争,他说:每一笔支出都是年初预算通过后定下来的,临时增加开支,资金从何而来?该开支的遇有特殊情况自然也不能死搬硬套,但不该开支的就绝不能开口子。寅年如果吃卯年粮,以后就会恶性循环越陷越深。我不把牢这个关,就不配当财政局长,就是对全县人民不负责任。他的意见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从而使郭云舟不得不作出让步。

  出色的表现,优秀的成绩,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群众的认可。在1956年12月21—23日和1958年4月26—29日召开的县第二届和第三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邓蜀平连续两届被选举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在工作中,邓蜀平经常会被一些棘手的事情纠缠得坐卧不安,愁眉不展。这时,他双手反剪着,头低垂着,双眼盯着地板,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地绕圈子,而且不允许任何人打扰,直到把问题思考成熟以后,脸色才会好看起来。

  建国初期,各类人才都非常缺乏。从在青山当镇长时开始,邓蜀平就非常重视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后来担任过县人民法院院长的娄忠赤,参加工作时还不满15岁;调到县财委时也才16岁,工作上的许多东西都是陌生的,但是却十分机灵聪敏,接受能力很强。邓蜀平便耐心地从盖公章、填报表、写文件等基本的东西教起;同时还在生活上给娄忠赤以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从而使娄忠赤很快成长起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年轻干部。在当时的县财政局,每一个人都得到过邓蜀平的帮助和培养,健在的人一回忆起来,都说他既是一位好领导,也是一位好同志。

  这是邓蜀平1953年写的全年工作总结的“存在问题”部分:(1)干部分工和职权尚不明确,闲忙不均;(2)各单位财务人员大都不安心本职工作,消极怠工,有人公开提出不愿干;(3)调动频繁,工作不能衔接;(4)县区之间的财务关系没有明确和理顺,收入上放弃不管,支出上嫌少争多,区依赖县,应尽快完善财政收支的分级负责制。在这里,邓蜀平对全县财政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其态度的鲜明,立场的坚定,语气的严肃,可谓一针见血,不留余地;比起现在有的领导干部谈问题时那种遮遮掩掩,躲躲藏藏,避重就轻的态度,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哪怕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邓蜀平当时所指出的这些问题,现在有的也并未完全得到解决。

  • 责任编辑:杜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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