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弟兄情结
邓蜀平和邓小平虽然是弟兄俩，但是在一起相处的机会却少得可怜，相互之间的关照也不多。在邓小平没有离开家中之前，邓蜀平年龄尚幼，不谙世事。成人以后，天各一方，加上邓小平特殊的身份和工作，颇有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味道。
有一种说法认为，邓蜀平的情绪一直比较低沉，经常闷闷不乐，似乎是有什么不遂心的事情。原因是他一直在生邓小平的气，因为邓小平把他安排到贵州以后，除了不断的叮嘱他加强自我锻练，认真改造自己之外，几乎是不管不问，就像他没有这个兄弟一样。要不然，邓蜀平恐怕不会长期呆在偏荒闭塞的贵州，起码不会在贫穷落后、条件恶劣的普安长达十年。
然而，许多事实又证明，邓小平是时刻牵挂和惦念着邓蜀平的。他经常让妻子卓琳给邓蜀平写信，还把他们的孩子的照片寄给邓蜀平。邓垦也让其妻丁华不时给邓蜀平写信，互报平安。邓蜀平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干部，他从来不在别人面前谈起邓小平，更不会炫耀自己有一个当国务院副总理的大哥。当别人谈及的时候，他也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他恐怕不曾料想到，大难不死的邓小平，后来会成为本世纪最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之一，成为人类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天空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星星。
邓蜀平于1971年3月25日在六枝被迫害致死后，谢全碧曾于邓小平第三次下台期间到过北京，一进邓小平家门，谢全碧就哭了。没有上班的邓小平全身心投入到栽花种草和养鸟上。他对谢全碧说：“哭有什么用！你看这只小鸟，你以为它想呆在笼子里吗？身不由己啊！不过你看，它还是满自由的呢。”只字不提自己的事，也不问兄弟死去的情况。
来到贵州以后，邓蜀平和邓小平仅仅见过一次面。那是1955年底，全省国民经济计划会议在省城贵阳召开，邓蜀平作为县财政局长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邓蜀平得到消息，邓小平将到西南三省视察工作，并打算见他一面。在省委办公厅的安排下，谢全碧被从普安接到贵阳，等着见邓小平。但是原来计划在贵阳磊庄机场降落的专机，由于贵州雾大能见度低，临时改在昆明降落。这样，邓蜀平便把会议上需要完成的任务交给了娄忠赤，向大会请了假，然后和省委书记周林一起乘专机抵达昆明。那天，邓小平在云南省委有关领导的陪同下，去路南石林参观去了。第二天上午，他才在邓小平下榻的宾馆里见到自己的大哥。互报平安以后，邓小平只是简单的问邓蜀平，工作怎么样，存在什么问题，生活是否习惯等等，邓蜀平一一回答，例行公事似的。最后，邓小平要求他：不论环境多么艰苦，都要好好工作，争取多为党和人民贡献力量。不到一个小时，邓小平便丢下他们去接见别的领导去了。此后，他们便再也没有单独和邓小平在一起，只是到了吃饭的时候，才共同进餐。但是每次吃饭，他们都感到很拘束，很不自在；因为邓小平与在座的领导之间总要互相敬酒，他们要是埋头大吃又觉得不礼貌，要不吃又感到难为情，自己的身份地位与那种场合的气氛总是无法融洽。尽管邓小平叫他们大胆的吃菜喝酒，在场的领导们也热情相劝，但是他们都觉得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束缚着，放不开吃，也吃不香。
在昆明呆了一个星期，邓蜀平夫妇提出要回普安，被邓小平打住了。在云南视察结束后，邓小平又把邓蜀平和谢全碧带到了成都、重庆，然后在重庆才分手，邓小平回北京，邓蜀平夫妇经贵阳回普安，前后共花了四十天时间。回来时邓蜀平带来了邓小平送给他的一件皮大衣，一块手表，一支钢笔，以及与邓小平的合影照片；还有几瓶“泸州老窖”酒，几条“金堂”牌雪茄烟，雪茄烟用塑料纸包着，大家见了，说：“还是亮纸包的呢！”
当人们问起见到邓小平的感觉和印象时，邓蜀平说：“我们见到了邓副总理，但是没有见到我的老大（大哥）。”他说和邓小平在一起，想吃不敢吃，想说不敢说，一点都不自在，还是做平民百姓洒脱。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谢全碧作为家属，被治丧委员会邀请到北京，参加了追悼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