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史》的魅力
作为第一代受过良好西方史学训练的大学教授，陈衡哲很快辞去北大教职，转而持家兼著述，其主要作品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洋史》上下册(1924、1926)以及《文艺复兴小史》(1926)等。
陈衡哲一九二七年为《西洋史》六版撰序，感谢丁文江、何炳松、胡适等友人的热心帮助，更称：“但给我帮助最多的，自然是任君叔永，因为不但这书的原稿，都承他替我仔细读过;而且假使没有他的赞助与信心，这两书或将因为我的多病及历年时局的不靖，至今尚不曾出现。”
已经成为学界领袖的胡适，公私兼顾，在《西洋史》下册出版后不久，撰文推介。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现代评论》第四卷九十一、九十二两期，刊有胡适的《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共表彰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顾颉刚《古史辨》以及陈衡哲的《西洋史》下册等三书。胡适称：“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是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著作。在史料的方面她不能不依赖西洋史家的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她确然做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工夫。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治西洋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在这一方面说，此书也是一部开山的作品。”
胡适的书评写得很认真，不仅仅是为朋友说好话，而且搔到了痒处：“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这样综合的，有断制的叙述，可以见作者的见解与天才。历史要这样做，方才有趣味，方才有精彩。”“作者的努力至少可以使我们知道西洋史的研究里尽可以容我们充分运用历史的想象力与文学的天才来做创作的贡献。”
对于书院的追怀
《现代评论》第二卷三十九期(1925年9月)上，刊有陈衡哲、任鸿隽合撰的《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提议》，特别标举中国的书院精神，希望将其与欧美大学制度相结合，取大学管理之组织与书院教学之精神，二者合而为一，这一主张，与胡适第二年为清华研究院所做的规划不谋而合。而在我看来，此文实际上是对于胡适南京演说的直接回应。
一九二三年底，任鸿隽出任东南大学副校长;同年十二月十日，胡适应邀在南京东南大学作题为《书院制史略》的演讲，在胡适看来，所谓的“书院的精神”，大致有三：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而最后一点尤为重要，因其“与今日教育界所倡道尔顿制的精神相同”。
新学制已经完全确立，书院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教育家们这才回过神来，对书院的黯然退场表示极大的遗憾。可惜，“此情可待成追忆”，在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中国人古老的书院传统，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即便有胡适以及好友陈衡哲、任鸿隽夫妇等人的鼓吹，再加上章太炎等人的身体力行，还是没能挽回其颓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