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原地震中一个受灾严重的村落，街道左边的院墙是大震之后修建的，但在一次余震中又被摧毁。
固原电报局被地震摧毁，工作人员用门板等搭起临时住所，从这里向外发出第一份震灾电报。
■核心提示
1920年12月16日晚8时06分，宁夏海原县发生里氏8.5级大地震。此次地震之烈为中国有史以来之罕见，亦为世界上最大地震之一。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1.2个唐山大地震。强烈的震动持续了十余分钟，当时世界上有96个地震台都记录到了这场地震，被称之为“环球大震”。
因为当时中国处于军阀混战，没有有效救灾。海原很多人都埋在万人坟里。当年海原的遇难者后代，目前也已迁徙到周边各省，每年的12月16日，万人坟这里会陆续从甘肃、青海、陕西及宁夏其他地方涌来上千名祭祀者。
“两个山合到一起了，羊、人啥都没有了”
“1920年12月16日，大约是晚上8点钟，在中国某些城市以及和它邻近的国家，观测到一些异常现象。不能说成都、大名、上海和海防相距很近，要知道从成都到大名大约1200公里，而从海防到上海大约1900公里。可是，在上述时刻，在成都法兰西领事馆，在大名的耶稣教徒传教团，在上海的英国领事馆和在海防的天文台内，所有钟表立刻停摆。在这些城市和所有其他许多居民点，坐在饭桌旁的人们忽然看见，吊灯开始摆动起来，后来还知道其他一些情况……”这是海原地震发生后，苏联一位佚名作家撰写的《一九二零年的中国，西方忽视了的灾难》的开头部分。
整个世界几乎都感受到了地震的影响。甚至在汕头外海，地震同样很强烈。
处于地震中心的人们经历了生离死别的残酷考验。海原县九彩坪拱北幸存者冯志录，数年前对宁夏《在山走动的地方》记录片摄制组描述说，“老人们说那时间地摇时……我们那个地方把山嘴子一下摇着扑下来了，山洼里开的都是这么宽的口子。坐人的地方，山都塌着垒了下来。”海原县西安乡另一位幸存者董善征也说，“万家水的那山合了，两个山合到一起了，羊、人啥都没有了。”
“海原大地震现在定为8.5级，过去也曾被定为8.6级。”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原所长郭增建说，地震在当地形成200多公里的断裂带，有一个湖泊甚至因地面倾斜而迁移了几公里。黄土地质的山坡被震成粉末，形成黄土流，因为当地居民多住土窑洞，因此伤亡更显严重。
1958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曾派郭增建等六同志组成地震考察队，对海原大地震进行实地考察。郭增建回忆说，他记忆比较深刻的一个故事是，地震来时，天已变黑，因为没有电灯，甚至连油灯也比较少，很多人都待在家里。土窑洞口多被震塌堵死，有一个窑洞后来被老乡挖开，发现并没有被完全破坏，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因没有空气而憋死，死前似乎是在喝水，桌上一个碗里有油一样的东西，仿佛是人胃里的呕吐物。
“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
海原县是所有灾区死亡人数和比例最高的区域。《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中对海原地震的整体描述为：“同日晚7时大震，突见大风黑雾，并见红光。大震时约历六分，地如船簸，人不能立，震动之方向，似自西北而来，往东南方去，有声如雷。土石山均有崩塌及移动，尤以土山崩溃为多。山坡平地均生裂缝，长短不一。平地裂缝多有泉涌，其色或绿或黑。山崩壅塞河流之处甚多，尤甚者为南乡。杨明后堡崖窑上，东乡五浩堡河家沟二处，山崩壅塞河流，积水深数十丈，长五六里，宽十余丈，水倒流。南乡水井震后多干，县知事钟文海之子女及警佐罗某均因衙署受震倾倒同时被难。城中房屋几全数削平，城垣原系土筑亦大半毁坏。”
受灾第二严重区域为固原县，1921年呈报官方的死亡数字为4万余人。1958年，郭增建等人去固原进行地震考察时，还能看见不少的地震遗迹：厚厚的砖筑城墙还在，南城门上刻着“镇秦门”几个大字（现城墙已经被拆除），该县董福祥神道碑及碑亭横截为二，上段与下段裂而不坍，其中下段扭转了方向。
海原、固原之外，其他如会宁、隆德、通渭、靖远、静宁等五县，死亡人数均过万人。
12月16日的大震之后，余震不断，且天气陡然转冷。“十七日（余震）终夜不休，倒八时陡起大风，为亘古所仅见。人民牲畜冻毙者不计其数。地吼如雷，声势极其危险。十八日风止，天地晦暗，地先吼后动者五次，均轻。十九日大动八次，地体日夜微摇不息。二十日大动十一次，小动十二次……”在1922年4月24日《新陇》卷1期上，详细记载了余震及震后天气情况。其中，海原、固原等县下的一场大雪，冻死了无家可归的很多人。
曾于1921年赴灾区考察的谢家荣亦曾在文章中提及，这场发生在冬季的大地震，导致灾民“流离失所，衣食俱无，故不死于地震，亦多死于冻馁。其后各地虽派有急赈，而交通艰难，常需数日后始达，实属缓不济急”。
当时的《地学杂志》在《陕甘地震记略》中报道，灾后人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睹，耳不忍闻……一日失所，复值严寒，忍冻忍饥，瑟瑟露宿，匍匐扶伤，哭声遍野，不特饿孚，亦将僵毙。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
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也有新生的萌动。郭增建说，1958年去考察时，听见有人说母亲在麦草堆里生下了他。
在公权力的触角尚未能抵达震区之时，灾民们依靠私力救济共渡难关。郭增建1958年赴海原等县时，也听老乡们提起，大地震刚发生时，大家不分你我，谁家有现成的饮食都拿出来一起分享，过了几天之后，心理上就产生变化，各自考虑各自的未来，不再能随便去别人住处吃喝了。“在大灾面前，一开始有公心，后来私心居上。”郭增建说。
当姗姗来迟的政府救济终将抵达时，饱受冻饿的灾民常常也会不顾生命去索取。时任固原县公安局局长的石作梁曾回忆，由平凉运来的两车锅饼，刚刚抵达固原县的郊野，就被饥民蜂拥围堵而上拦乞，护押锅饼的士兵也叱之不退，这些饥民“宁甘引颈受刃，不肯舍车放行”。
力不从心的救灾
海原大地震来得突然，地方官署也受创严重，加上当时交通、通讯不便，一时之间难以组织救援。“兰州骑马到海原就要好几天，更何况道路都遭到破坏。县政府大概只有静宁等少数地方有记载救灾。其他的县府就说不清楚了。后来政府也采取‘以工代赈’疏通道路，给灾民发放工钱，但都是少量的。”郭增建说。
当时的静宁县长是周廷元，解放后曾任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据其本人《甘肃静宁县大地震纪略》所称，他在地震后的次日凌晨，就从县仓内出粮，救济没有食物的灾民，还从商铺购置衣物，帮助没有衣服避寒的群众，又从仓库取出帐篷搭盖草屋充当灾民住所，并电请兰州河北医院，为受伤民众医治……
周廷元并非自我夸饰，当时英国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曾刊发题为《一个甘肃县长在地震中，十分真实的故事》的报道，用感性语言描述周廷元震后作为：
“那里的县长是一个精力旺盛，十分能干的人，对人民是一种真正的福分……人们对这位官吏充满赞美。当地震来临时，他立刻命令人们冲出去。并叫人们离开住房，然后回到室内跪下向神祷告，如神愿意的话，他愿以死来换取赦免群众……当地震过后，他出来叫人们立刻去抢救那些埋在瓦砾堆中的活人……还命令出资埋葬死者和动物的尸体，以防止发生疾病。”
不过，大灾面前，由同样受重创的地方官府进行救助，显得力不从心。“那时救灾慢得很，在北京报纸上，连震中地址都搞不清，国外只说在那一段。通讯条件很差，又受到破坏，耽搁了好多天才知道。”郭增建介绍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文献显示，甘肃省省长张广建曾以“十万火急”致函大总统，请求支援，但致函的时间已是地震过后一月余——1921年1月20日。在这之前，1920年12月29日，张广建也曾和甘肃省议会议长王世相等人向内务部致电求援。
中国地震学的开端
一直到海原地震发生5个月后，内务部、教育部和农商部才协同派出谢家荣、翁文灏等6人，前往灾区进行历时4个月的实地考察。这次考察所形成的报告，在中国地震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除了对地震发生的情形做了详尽描述之外，谢家荣、翁文灏等人也表达了对于地震预防及应对的很多意见。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后曾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的翁文灏，在《为条陈调查甘肃地震意见呈请》中表示，地震之烈是世界所恒有，但此次海原大地震死人之多却是各国所罕闻，外国地震，人民大抵受伤者多，而死亡者少，海原地震则死者甚多，受伤而生存者甚稀。分析原因，他认为和这里民众多穴居黄土坡内，即便有房屋也多是泥筑有关。
翁文灏由此提出的改良办法，包括“宜劝人民建筑时，务用木柱梁柱相维，庶能支持”，还包括培植森林和开浚水利。
有关地震研究，翁文灏亦建议中央观象台和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应通力合作，改变目前一无专门设备，二无专精人才的局面。他还特别提及“地震仪”的设置：“汉时张衡造地动仪，陇西地震长安先知。是我国原为地震仪发明最早之国，惜继起无人，遂至失传。近代欧美、日本所用之地震计，则视古代地震仪尤大进步，能于波动状态为极精细之研究……此不可不早为之计者也。”
和后来地震前兆及其预报更有关联的，是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谢家荣《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其中提及地震前后的奇怪气象、鸣声及井泉涨缩现象，并附有自己的见解。
定西、静宁等县知事的报告显示，地震时多有大风晨雾，甘州、玉门等县则报告地震次日大风晦暗，黄沙飞天。海原县知事还表示，震时“见红光”。谢家荣认为，“地震时发生尘雾或昼晦，乃因尘土烟灰等，经震动而飞扬，或因土山崩塌，黄土散满空中致，有此现象固无足怪也。”至于红光现象，谢家荣无法解释，认为“恐不尽确实”。
所谓鸣声，指地震前后有如雷如炮的声响，也有的地方地震时没有声音。谢家荣表示，声浪高低似与振动强弱有直接关系，至于发声与震动孰前孰后，似不一定。他并没有将震前的鸣声与地震前兆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研究员郭安宁看来，海原大地震的独特之处，不仅在其震级与死亡人数之高。“翁文灏等人的调查，象征着中国地震学的开端，具有里程碑意义。”
现代地震预报第一枪
所谓“现代地震预报第一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打响的。郭安宁的父亲郭增建，即是探索地震预报的代表人物之一。
“那时，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刚结束，苏联帮助中国好多个大项目，他们的专家要求，在设计图纸和施工之前，必须先知道这些地方的地震情况。我们就全力投入到这个工作中去。”生于1931年，1953年进入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郭增建说。
30多年前发生的海原大地震，成为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关注的重点项目。同样由6人组成的考察队，开始从北京出发，对海原、固原、西吉三县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访问考察。
郭增建说，他们访问考察的重点是搞地震预报。“为何要搞预报？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因为当时中央提出‘两条腿走路’，意思是土、洋两种办法都要搞。科研单位都提出宏伟目标。我们搞地震的提出地震预报。也是两条腿走路，有的研究观测地震前兆的仪器，这算洋的方面；土的方面，就是我们到海原考察。当时叫民间取经。地震前有无前兆？百姓观察到什么？我们6个人去全面访问。”
地下水的变化问题，被当地老百姓提了出来。“他们说地震前泉水很大，震后没了，让我们帮忙找。我们也找不到，因为地层都变了。”郭增建回忆，当地居民还提及，地震前后的气温变化，他们6人当时也为此展开讨论。
“这是中国第一次小规模讨论地震预报问题。”郭增建说，当时只是感觉地震预报很难，并没听见国外有反对声音，而且日本、苏联当时都说要搞地震预报。
20多天的行程，使郭增建等人发现了此前翁文灏等人没有发现的长长地震断裂带。对此后中国地震事业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地震预报的前兆系统，就在这次考察中建立。
有关海原地震的前兆，主要被归结为地下水、动物、地声、地光、气象等方面。“以后的地震前兆基本也是这些类型，只是海城地震前多了个地气雾。”郭增建说。他们最终写了一份报告，用蜡纸刻了二十几本。中国地震预报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目前，中国的地震预报处于颇为尴尬的关口，很多所谓的“地震前兆”发生时，并没有接下来引发地震，而另一些地方的地震前，又并无这些前兆。这为“地震前兆”的判断带来了困难。
90年过去，自命不凡的人类在巨大的天灾面前，更多呈现出的是无力感。
据《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