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反复修改20多年的《曹禺影剧的情色与宗教》一书，新近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改书名为《曹禺：戏里戏外》正式出版。该书交稿后，在《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12期读到曹禺的女儿万黛、万昭合写的《珍爱与痛惜———写在爸爸曹禺逝世十五周年之际》一文，其中鲜活生动的细节描述，为笔者进一步认识政治运动中的书生曹禺提供了佐证。
抒情诗人走向现实
抗战时期，曹禺远离社会现实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化戏剧，不再为观众尤其是普遍左倾的文艺界所欢迎和追捧。在这种情况下，曹禺不得不委曲求全地服务于轰轰烈烈的抗战宣传。于是，在他笔下出现了严重缺乏艺术魅力的抗战戏剧《全民总动员》和《蜕变》，以及价值观念极其混乱的电影作品《艳阳天》。《艳阳天》是曹禺集编剧与导演于一身的唯一影片。而在创作这部影片时，曹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影片中人物马弼卿言不由衷的一句忏悔之辞，所预示的恰好是他自己即将面临的人生宿命：“（假情假意）魏大哥，我也是没有办法，逼到这儿了。您可千万别见我的怪。（故做慨叹）哎，我们读书人———”
1949年之后，曹禺既享受着文艺高官的尊贵待遇，又面临着“存天理，灭人欲”的绝对神圣化的精神审判和思想改造。身份地位的提高，是以委曲求全地牺牲自己几乎全部的创作自由，以及不断揭发、批判同行好友为惨痛代价的。
据他的女儿万黛、万昭在文章中介绍，“1949年建国的时候，爸爸是作为青年代表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当时他才39岁，充满活力，满怀激情……现实生活并不完全像爸爸所期望的那样，政治运动、文艺界的批判和斗争年复一年，一个接着一个，永远没个头儿，涉及的面越来越广，人越来越多。”
对同行及老友的揭发与批判
曹禺戏剧《雷雨》、《日出》、《原野》，是在第一任妻子郑秀陪伴协助下创作完成的。而接下来的《北京人》、《家》、《艳阳天》则是在婚外同居的方瑞陪伴协助下创作完成的。1951年，在周恩来等人的强力干预下，郑秀被迫与曹禺办理离婚手续。曹禺很快便投入针对同行胡风、丁玲、陈企霞，以及老朋友吴祖光、萧乾、戴涯、孙家琇等人的政治揭发和神圣批判之中。
1955年，曹禺在《谁是胡风的“敌、友、我”》中，把私仇公愤从胡风扩大到胡风夫人梅志的身上：“甚至他的老婆，当作家协会帮助他们找来一个通讯员的时候，都会说‘公家人不能不存戒心’。”到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刚刚入党的曹禺表现得更加踊跃。他在《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中，针对自己曾经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比邻而居的老同事、老朋友生动形象地揭发说：“我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和我们同床共枕的人忽然对隔壁人说起黑话来，而那隔壁的强盗正要明火执仗，夺门而进，要来伤害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