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和梁启超看到的危机
从1913年10月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到1914年5月1日袁记约法公布，袁世凯完成了总统独裁体制，中华民国的共和体制已经名存实亡。除了一些毫无权力的咨询机构，袁世凯实际上已经与皇帝无异。他为什么还不满足呢？是虚荣心作怪，还是为了确保子孙的权力继承？如果说袁世凯只是为了个人的野心，那么大好人杨度为什么也要袁世凯称帝？事情恐怕有它自己的道理和逻辑。
袁世凯的美国政治顾问古德诺，就认为中国采用君主制比较好。他写道：“民智低下之国，其人民平日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则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 ”孙中山也主张通过训政时期来提高人民参与政治的能力，才能真正实现宪政。国民党在统治大陆时期，一直实行训政和独裁制。当然，古德诺提倡君主制的理论前提，不是要搞什么封建复辟，而是希望逐步推进现代民主。他认为，中国要生存和发展，一定要实行立宪制，而在中国君主立宪制比共和立宪制的可行性比较大。也就是说，中国只有在君主制之下，才能慢慢地推进民主（开明专制）。古德诺也只是一种理论推理，并不敢肯定在当时形势下，确实具备了由共和制改为君主制的足够条件。他最担心的问题是，在落后国家实行共和制，“元首既非世袭，大总统承继之问题，必不能善为解决”。其结果是军阀野心家们为了争夺权位，引起战争，社会祸乱不可收拾。
杨度也赞成古德诺的观点和忧虑。他认为，多数人民根本不知道共和是怎么回事，野心家人人都想当大总统，如果选不上就会用武力来争夺。而且，清帝废除后，“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梁启超并不反对他们的观点，他用一句话就塞了他们的嘴：我在十年前早就说过了。他从来就反对共和而赞成开明专制的。民国以后，他也一直在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取消议会民主制，实行开明专制。
当然，上面说的还只是理论上的推理，实际情况其实更加可怕。杨度描写了军队的情况：过去的军队知道要为皇家出力，现在没有皇帝了，但他们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军心涣散。南方的高级军官要听从下级军官的，下级军官要听从士兵的。被人讥笑为“共和兵”。北方军队虽然问题没有这样严重，但要他们绝对服从命令，不避艰难险阻，也做不到了。所以，现在民国的兵，只求他们不发生内乱就谢天谢地了，要他们能够平定内乱，抵抗列强，就根本做不到。
梁启超也描写了国家面临的危机：辛亥革命造成的灾难刚刚平复，人民还喘息未定，列强一直在威胁我们，到处都有自然灾害发生，饥饿的人民等待救济，深山老林处处潜伏着土匪。国家急需安定和治理。杨度更预测了军阀混战的恐怖前景：“乱世以兵为先，无论何种德望学识，一至彼时，均不足为资格，唯有兵权乃为资格，然使兵力仅足迫压议会文士，而无统一全国之势力，则虽被选，仍无效也。诸将资格等夷，彼此不能相下，军人、游士又从而挑拨推排，以求他日之富贵，终必兵戎相见，相与角逐于中原。”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的军阀纷争的局面，印证了杨度的预测。《三国演义》上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古人早已总结了中国的传统规律。可是，进入近代以后，有了民主、共和思想，人们就把这个中国古老的规律给忘记了，把国家分崩的后果，统统栽到了辛亥革命的头上。正像杨度所说，中国人都还不懂共和，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去责怪她呢？国家分崩的局面，本来就是王朝末世社会解体的结果。
无论是袁世凯，还是杨度，或者梁启超都很清楚，袁世凯对北洋军人的控制力越来越弱，独裁制虽然恢复了，但袁世凯这个总统在事实上并没有足够的权威性。从曾国藩的湘军开始，中国有战斗力的军队是招募来的，“兵归将有”，形成军权下移，派系林立的局面，无法统一指挥。清王朝的解体，袁世凯的篡位，都削弱了军事领袖的权威性。当时所谓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除王士珍已经没有兵权，退居闲散之外，段祺瑞长期担任陆军总长要职，羽毛逐渐丰满，提拔亲信，自成派系，正像当年的袁世凯对清廷构成威胁一样，段祺瑞也对袁世凯的权威构成威胁。冯国璋坐镇南京，拥有重兵，也就能各霸一方，与段形成两虎相争的局面。袁世凯不仅对他手下的两员大将统驭日益困难，对北洋诸将和各地骄兵悍将更是控制为难。段芝贵为袁世凯亲信，二次革命时任北洋第一军军长，南下作战，进驻武汉后，把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逼出湖北，长住北京。但他手下的第二师师长王占元，坐拥实际兵权，开始排挤段芝贵。袁世凯竟然对王占元没有办法。奉天将军张锡銮，辖下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原是由张锡銮在前清时收编的胡匪，这时羽毛渐丰，也不愿意再受张锡銮的管辖，而想独霸一方。袁世凯对于这些骄兵悍将竟然只能迁就，无法处置。至于南北各地非北洋系的军事将领，更是鞭长莫及，时时都有叛离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