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逼死了袁世凯？
在二次革命以后，孙中山和黄兴意见分歧，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成为一个狭隘的革命组织，而黄兴一派的欧事研究会更是一盘散沙。他们对袁世凯的统治已经构不成威胁。袁世凯准备称帝后，孙中山的主要助手陈其美于1915年12月5日，在上海策动肇和舰起义，因孤立无援失败。但打响了反帝制的第一枪。然而，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始终未能集结起有震撼力的力量。辛亥革命时，上海商界曾全力支持陈其美，而在护国运动中，他们不希望陈其美再在上海策动革命，而是希望南京冯国璋宣布独立，维持东南一带的秩序。上海绅商致函冯国璋说：“上海为通商重地，又为党人渊薮，尤多激烈分子，数日来设法间接劝阻，谓下游举动，总当静候高峰。各派崇拜虎威，企以俟今。时机急迫，势难遏抑，万一暴动，则全局均为破裂，而地方之糜烂，交涉之困难，实属不堪设想。绅商等目击情形，惊惶失措，今晨邀集南北商界筹议，皆谓非上游立刻发表(指南京宣布独立——引者)，万不能镇定下游。”
梁启超与蔡锷策动云南军队发动护国运动，力量也很有限。护国军甚至到不了长江一线。这小小的一点冲击力，就把洪宪王朝冲击得七零八落。这并不是说，北洋军队已经完全没有战斗力了，而是因为北洋系统已经分裂。
北洋大将段祺瑞、冯国璋的心目中，袁世凯的天下是他们帮着打下来的，野心勃勃地等着继承袁世凯的遗产。袁世凯和杨度以为，有了君臣名分，就可以抑制他们的野心。而事实上，他们羽毛渐丰，既不愿意向袁世凯称臣，更不愿意向袁的子孙称臣，阻断了自己的发展之路。因此，袁世凯越是想强化自己的权力，他们就越来越离心离德。军阀势力的形成和消解，在中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一个真正有力量的新的权威的形成，是在社会动员过程中实现的，甚至是经过了残酷的血战才能涌现。袁世凯依靠区区北洋六镇兵力，对社会政治、经济建设的贡献也非常有限，他在事实上并不拥有个人权威的强大基础。只是当时中国人才凋零，才给了他一个虚誉和机会。仅仅依靠一个制度的设计，是解决不了社会政治力量的实际格局的。
在王朝末世，权臣篡位总是为新的权臣树立了榜样。为了控制军队，防止新的权臣的出现，袁世凯于1914年5月8日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以削弱段的军权，段暂时只能消极抵制。至1915年5月，段称病退居西山，8月29日，袁世凯免去了段的陆军总长职务，由王士珍接任。冯国璋于6月间特地赶到北京探听帝制消息，没有得到袁的一句真话。袁世凯骗他说，他已经在英国买了房子，如果“国民”一定要他当皇帝，他就只好跑到英国去养老了。冯国璋深知自己不被信任，便对帝制敷衍搪塞，不肯出力。12月18日，袁世凯下令调冯进京担任参谋总长，企图使其脱离江苏地盘。冯以有病为名，拒不进京，同时，开始与梁启超秘密接洽，反对帝制，以稳固和强化他在长江一线的势力。
从旧体制内衍生出来的领袖，如袁世凯这样的人，以及他后来的继承人，在加强权力集中的过程中，因为没有社会力量的动员和支持，他的社会基础反而越来越窄小，领袖的度量也越来越窄小，最后成为孤家寡人。这成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规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飙起飙落。
1915年8月14日杨度等成立筹安会，正式登场筹备帝制，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制，实行所谓君主立宪制，后又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但12月 25日云南宣布独立讨袁，护国运动爆发，袁世凯惊惧之余，组织征滇军，但段祺瑞、冯国璋都拒绝担任总司令一职，北洋军士气低落，战事不利。而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地相继宣布独立。
在各省离叛的过程中，冯国璋于3月间联合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长江巡阅使张勋（一说为湖南将军汤芗铭），5将军密电请求“取消帝制，以安人心”。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下，于3月22日被迫宣布撤消承认帝制，23日废除洪宪年号。以年号计算，他只做了83天皇帝梦，还没有来得及举行登基大礼，就梦想破灭。
然而，袁世凯还迷恋着权位，企图继续做他的大总统。他希望段祺瑞来帮他收拾残局。但是，段祺瑞完全仿效袁世凯在晚清时的故技，要袁世凯交出行政权力，恢复责任内阁制，同时要袁世凯向他交出兵权。而另一大将冯国璋则以中立者的姿态，于5月间组织南京会议，与护国军方面和谈，要袁世凯退位。袁世凯本来一向身体很好，这时在内外交困之下，于6月6日忧惧病死，年仅57岁。
在护国运动中，孙中山系统、梁启超系统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社会力量的动员，是非常微弱的。中国社会中的现代性社会势力本来就很微弱，还没有发育起来。因此，他们不可能用现代政治的组织方式，来获得社会力量的支持，完成国家的整合。护国运动的主流，也不是辛亥革命时的民间动员，而是各派军事力量的离叛。先是非北洋系军阀离叛，然后是北洋系地方军阀离叛，最后是原先的亲信大将公然分割他的权力，迫他退位。因此，真正逼死袁世凯的是野心勃勃的各路军阀。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冯国璋分割了袁世凯的遗产，形成了皖系和直系的对立。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则割据一方。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孙中山系统、梁启超系统都在护国运动中得不到他们所期望的成果。从主流上说，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中国传统王朝解体之后的必然结果。中国社会的重新整合不可避免地走上从基层动员着手的艰难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