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和梁启超如何为袁世凯策划？
古德诺可能不知道，中国的君主权力虽大，但并没有西方君主的不可动摇性和稳定性，“彼可取而代也”是中国的思维，所以希望称王称帝的人非常多。无论是共和制、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制度只能是一纸空文，在没有什么社会势力能够推进共和制的历史条件下，“真命天子”出来以前，都会引发争斗。杨度虽然对国情了解得比较多，但也单纯地把军事权威丧失的局面，归咎于辛亥革命实行的共和制，打破了中国的稳定，结果连立宪制也没有了，而无视清王朝的解体过程，忘记了中国的传统。因此，他很简单地看重名号的作用。他说：“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他相信袁世凯是一位英主，能够像德国皇帝威廉第一，日本明治天皇，“以专制之权，成立宪之业”，他盲目地相信，君主制可以提高袁世凯的权威性，袁世凯为了子孙的安全，也一定会实施立宪民主制，并且能够建立丰功伟绩，解决清王朝崩溃造成的权威失落的问题。
梁启超对局势的认识比杨度明白一点。他认为无论是君主制改为共和制，还是共和制改为君主制，“国体”的变更都是革命，都会引起社会的动荡，所以，不希望袁世凯违背自己忠于共和，不恢复帝制的承诺。但他认为，在共和国名义不变的前提下，一个独裁（开明专制）的总统，自由决定传子还是传贤是保持社会稳定最好的制度。
袁世凯于1914年6月召集了参政会，这个袁世凯遴选的参政会一直开得冷冷清清，但却制定了修正的《大总统选举法》，于12月29日由袁世凯公布。根据这个选举法，大总统任期十年，连任没有限制，由参政院议决，即可连任。实际上让袁世凯成了终身总统。总统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推荐候补者三人，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现任大总统出缺，由大总统选举会在这三人中选举一人。梁启超当时就写了《读〈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法〉》一文，认为修正的选举法，足以“定分而息争”，符合中国目前事势的要求。他强调指出：如果大总统去世，在前大总统推荐的三人中选举一个人继位，而全国军队及至其他各方面人物之有政治上势力者，都能够予以遵守服从，那么，这样的继承办法，则“岂惟今日之良法而已，虽谓十年以后之良法，谓为永久之良法，谁曰不宜”。杨度提出《君宪救国论》之后，梁启超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中，再次重申《大总统选举法》足以解决权力继承问题。但梁启超毕竟是个明白人，他提出了一些条件，第一，就是大总统要通过良好的政绩来巩固自己的威信。第二，要有办法预防野心家。第三，要选择和培养好接班人。依照《大总统选举法》，无论传贤传子纯属前任大总统之自由。有了上述三项政治措施，就可以安全地解决继承问题：“金匮中则以其名裒然居首，而随举不足重之二人以为之副而已。如是则当启匮投票之时，岂复有丝毫纷争之余地？代代总统能如是，虽行之数百年不敝可也。”看来这个制度是中国的创造。可惜，在当时未能成功地予以实践。
杨度看到了这个制度缺乏实践的可行性。他认为，现在面临的继承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实际的政治局面问题。因此，这个制度靠不住：“总之，实际理由仅有一焉，曰：无惟一适当之人是也，因无一人，故拟三人，名为一人，实无一人。夫人之资格势力，果能统一全国，为继任之大总统否，此事实问题，非法律所能解决者也。国中果有此人与否，尤为事实问题，非法律所能解决者也。今中国无适当之继任大总统，乃事实上无可解决之问题，而欲以法律之空文勉强解决之，如何而能有效也？”也就是说，袁世凯以后，没有一个权威的继承人，中国必然分裂，这是事实，而不是依靠法律就能解决的。为什么一定要改为君主制？就是要利用传统的家天下的血缘继承观念。他举了个例子：“前清左宗棠之平定回疆也，恃刘松山为大将，独统一军，刘松山没，继统无人，用其偏裨，则其余不肯相下，分为数军，则兵力必薄，刘锦堂为松山犹子，一无战绩之少年也，左宗棠拔之，继统其军，一军皆服，未必其聪明才力遂出诸将之上也，其天然资格，无人与之比较耳。”当然，杨度也知道，软弱的君主，是很难镇服强悍的军阀权臣的。所以，他的理论逻辑就是希望袁世凯在改成君主制以后，为了后代的利益，实行君主立宪制。他盲目地相信袁世凯能成为这样的“英主”。所以，杨度和梁启超争过来，争过去，实际上都没有办法解决北洋系统未来的分裂问题。梁启超只是意识到，你袁世凯越折腾，政治局面只会更混乱。如果袁世凯依靠现在的一点威信，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那么，或许还有希望。所以他甚至这样说：“是故中国将来乱与不乱，全视乎今大总统之寿命，与其御宇期内之所设施，而国体无论为君主为共和，其结果殊无择也。”否则，中国社会必然分崩解体。
但是，袁世凯在政治上已经没有能力有所作为，他只有把强化权力的希望寄托在称帝上。梁启超看到袁世凯执意称帝，大势已去，率先策动了护国运动。一个和平的改革派，也不得不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