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北大同一天生日，他首先把五四定为校友返校节，他没在北大读过书，却把北大当作自己的母校。他26岁出任北大教授，从此情系于此。他曾名重天下，也曾婉拒高位，但却终身以北大校长为荣。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一书“我的朋友胡适之”一节中提到胡适的交友之道。他说：“胡氏生前真可说是交游遍及海内外。上至总统、主席，下至企枱、司厨、贩夫、走卒、担菜、卖浆……行列之中都有胡适之底‘朋友’!”(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54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1月二版)
今天，回看历史，定格胡适和他的朋友们，有哪些传为佳话的友谊？
一、难别“西天的云彩”——胡适和徐志摩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吟咏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如听音乐，如赏美景，如品香茗。然而，也可在隽永中感悟哀婉的离愁。
三年后的1931年12月3日，这种离愁却写进了胡适的悼念文章中。胡适满怀深情地写道：“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的走了’。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
“永远”的徐志摩!有人说他的文名太盛，有人说他的俗名太艳。
徐志摩的文名，胡适起过锦上添花的作用;徐志摩的艳名，却被胡适认为是诗人追求自由和浪漫的表现，他对徐志摩的“自由婚姻”，有过撮合，也有过“拆离”。
徐志摩留学期间，就对国内胡适倡导并写作新诗十分赞赏和钦佩。胡适1919年出版《尝试集》，徐志摩在国外读到后非常高兴。
1922年，徐志摩因婚姻波折和追求爱情，从剑桥辍学回国。生活对这位天才诗人来说，是“塞翁失马”。他得以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然而，胡适却深为徐志摩未能完成学业而惋惜。他多次劝告徐志摩继续完成学业。
1923年，徐志摩提议，在北京“聚餐会”的基础上成立“新月社”。胡适率先响应并竭力支持。这个以留学欧美的年轻知识分子为主的、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先以《晨报副刊》为阵地，后又创办了《诗刊》周刊、《新月》月刊。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闻一多的《死水》等等，都是“新月派”的佳作。
对于国内文人讥诮泰戈尔一事，徐志摩非常愤怒。为表示对反对泰戈尔者的抗议，他一气之下耍起了小孩脾气：罢译!胡适见此，顶替他为泰戈尔翻译，并安抚徐志摩，使得他心情归于正常。
在5月8日泰戈尔64岁寿辰的这天，中国学术界聚集在北京东单三条协和礼堂，为泰戈尔举行祝寿会，胡适以大会主席的身份主持。徐志摩、林徽音等“新月社”。
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胡适也是尽力成全。
徐志摩之父徐申如反对爱子迎娶陆小曼，不过，徐父赏识胡适和梁启超。于是，胡适专程去求徐父，直到老人家默认。但徐申如还有个条件，需要梁启超出面证婚——因为梁启超作为徐志摩的老师，对这门“亲事”也是坚决反对。胡适只得去求梁启超，直到任公答应。
徐志摩和陆小曼，为此感念胡适，对他以“红娘”、“恩人”、“胡大哥”称代。
徐志摩为了解决经济拮据的问题，以供给陆小曼，就到北京大学任教，同时兼任女师大教授。从此，胡适家里又多了一口人，徐志摩的吃和住都在胡适家。然而，陆小曼却不愿离开上海，徐志摩只得在京沪两地来回奔走。
徐志摩遇难后，陆小曼为生活所迫，和“只有感情，没有爱情”的翁瑞午同居。
胡适认为翁瑞午是个“自负风雅的俗子”，为了“西天的云彩”的情谊，胡适要求陆小曼同翁瑞午断交。并说如果陆小曼能够同意，小曼的生活及其一切都由他负责。
千人千面，百人百性。陆小曼拒绝了胡适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