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白话文运动已成气候。通过胡适建议，赵元任灌制了《国语(普通话)留声机片课本》，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胡适在为该“书”作序中说：“以留声机片教国语，没有第二人比元任更适宜!”
赵元任与杨步伟的婚事也是由胡适撮合而成。1921年8月，赵元任和杨步伟终成眷属。新婚这天，新郎方请了胡适，新娘方请了医院的同事朱征女士，在东城小雅宝胡同49号的小小新房里，先进午餐，吃的是由杨步伟掌勺的家常菜。待碗筷收厨，赵元任却取出一份手写的“文件”说：“这是我们的结婚证明。要是适之先生和朱征女士愿意签名作证，我和韵卿(杨步伟)将极感荣幸。”
胡适和朱征欢欢喜喜签名后，胡适送上一个大红包。当新人言明不收贺礼时，胡适一笑：“秀才人情纸半张，我比秀才读的书要多些，所以，送一本自己考证的《红楼梦》。愿一对新人，同做红楼美梦，当好杏林鸳鸯。”新人高兴地收下了礼物。
可是，朱征女士却说自己两手空空，胡适出了她的“洋相”。
胡适说：“你的两手就是礼。明年他们生小孩时，你来接生呀!”
1938年，赵元任赴美任教。恰逢胡适任驻美大使，他们时常聚会。1941年6月1日，在赵元任夫妇结婚二十周年时，胡适为他俩写下了一首兴趣盎然的贺诗：“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
胡适和赵元任，毕竟各人有各人的事业，聚少离多。在思念老友的日子时，胡适经常放起赵元任谱曲的《叫我如何不想?》：“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
胡适回台湾定居后的第二年，赵元任夫妇赴台访问。胡适握住赵元任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反复对他叮嘱的，不是儿孙，不是学问，也不是怀旧，而是说：“退休后早点回来工作，训练我们国家的青年!”
1962年胡适猝然逝世，赵元任夫妇闻讯后悲痛不已。1968年秋，年过古稀的赵元任来到台北南港，在胡适墓前肃立，唱起了《叫我如何不想他》：“……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西天还有些儿残霞，叫我如何不想他?”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在美国东部逝世。这一天，竟是十年前胡适辞世的日子!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夫妇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民国史上，有句“世说新语”式的佳话，那就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据唐德刚《胡适杂忆》称，此语出处无考，但适之先生颇为得意。此话凸显的，并非胡适的学问或贡献，而是其性情、声望与人缘。如此具有个人魅力(或曰“磁性人格”)的学界领袖，自然是朋友遍天下;可也正因此，容易成为某些有心人“拉大旗当虎皮”的绝好道具。鱼龙混杂中，最当得起这句话的，或者说最有资格说“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当推任鸿隽、陈衡哲夫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