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个朋友”
《尝试集》中的《我们三个朋友》，副题“赠任叔永与陈莎菲”，其中有曰：“别三年了，/又是一种山川了，——/依旧我们三个朋友。/此景无双，/此日最难忘，——/让我的新诗祝你们长寿!”此诗写于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地点是在南京。那天下午三点，任、陈订婚于南京高师的梅庵;晚上，邀胡适至鸡鸣寺，在豁蒙搂用餐，胡适当场赋诗。此诗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新诗集，故“我们三个朋友”一说广为人知。
在胡适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的日记中，粘附有陈衡哲写于同年正月三十一日的《适之回京后三日，作此诗送给他》，为便于对比，取同样抒发依依惜别之情的最后一节为例：“不能再续!/只有后来的追想，/像明珠一样，/永远在我们的心海里，/发出他的美丽的光亮。”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任鸿隽在庐山撰《五十自述》，提及美国留学时如何与胡适、陈衡哲结下深厚情谊，解释《尝试集》中何以有《我们三个朋友》之作，以及“吾亦作减字木兰词以答之”。任词未见，不好妄加评论;胡诗过于直白，陈诗的比喻也未见高明，只能说尚属妥帖。
新诗诞生的故事
不必做复杂的历史考证，单是翻看《尝试集》，也能感觉到胡适与任、陈夫妇的交情非同一般。诗题中有《“赫贞旦”答叔永》、《送叔永回四川》、《将去绮色佳，叔永以诗赠别，作此奉和，即以留别》，还有副题“别叔永、杏佛、觐庄”的《文学篇》、副题“送叔永、莎菲到南京”的《晨星篇》，以及注明“赠任叔永与陈莎菲”的《我们三个朋友》。更直接的证据来自《文学篇》的“小序”：“若无叔永、杏佛，定无《去国集》。若无叔永、觐庄，定无《尝试集》。”
一九二二年十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刊行的增订四版《尝试集》，冠有胡适一九一六年八月四日答叔永书。以早年书札作为“代序一”，这既体现适之先生“历史进化”的眼光，也可看出其对老朋友的尊重。更值得关注的是，此“增订版”是在同事鲁迅、周作人，学生俞平伯、康白情，以及留美时期的诗友任鸿隽、陈衡哲夫妇的协助下，才得以完成的。
任鸿隽和陈衡哲，一个坚持“无体无韵”的白话诗不是诗，一个则是胡适白话诗写作“最早的同志”，请这两位老朋友来帮助删诗，自是好主意。问题在于，胡适似乎更看重周氏兄弟的意见，未免有些怠慢了老友。因为，如果仔细比勘，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任、陈的不少意见，实际上并没有被胡适采纳。这当然不能全怪胡适，因其牵涉到刊行增订四版的目的，并非“飞鸿踏雪泥”，而是诗史留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