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偶然因素，我们知道武昌起义，实际上是革命党经过布置的。两湖的革命党人其实跟孙中山有矛盾，他们不满意孙中山老在广东搞革命。孙中山就不支持他们搞，他们又没钱，当时同盟会最大的金主就是孙中山，孙中山筹钱的能力最强，因为广东的海外华侨多，海外华侨有支持革命的愿望，所以总能弄些钱出来。其他的地方华侨不多，所以弄不来钱。两湖的人不干，说我们一定要自己干。没钱怎么办呢？没钱就自己想办法，想了很多的办法，有一个革命同志的爹是富商，想让他的儿子买官，就把他买官的钱骗来了，有5000块钱，用这笔钱买了一些手枪、炸药，制作了旗帜、大印，然后就准备起义，大概是定在10月14日，在起义之前，也就是在10月9日那天，他们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据点试验炸弹，当时的革命党特别喜欢炸弹，炸弹就是手雷，但是那时候的手雷的保险不过关，经常会自己炸，所以他没有装备军队。清军又特怕这个玩意儿，因为他对这个东西比较陌生，而革命党就特别喜欢用这个玩意儿，经常自己试验、自己做，暗杀也爱用这个玩意儿。这些汉口的革命党在这里试制炸弹，一不留神炸了，当时也不是太厉害，就把首领孙武给炸伤了，据点就被暴露了，他们就跑了。跑的时候，把旗帜和大印扔下，这也无所谓，你把手枪、剩下的炸药、钱都扔在那里了，最不可思议的是把革命党的花名册都留在那里了，完全没有一点政治斗争的经验。花名册就被汉口俄租界的巡抚交给政府了，瑞澄拿到了这个花名册，花名册里的人大部分是新军士兵。如果瑞澄狠一点，就集合队伍，按图索骥，把他们找出来杀了就完了，这事就摆平了。要松一点，也是集合队伍，告诉大家：这个花名册是革命党的阴谋，我把它烧了，跟你们也没什么关系。这样做也摆平了。而他采取的是中间路线，也没有集合队伍，只是在外面抓了20多个人，把流窜的三个新军士兵给杀了，把头砍下来，挂在城门上。这下就坏了，10月10日这天晚上谣言四起，大家都说：坏了，明天瑞澄就要按图索骥，要杀人了。关键是这些新军士兵不知道花名册上有谁。那个革命党比较不靠谱，他不像现在有组织部，还有党支部，发展了谁，都一清二楚。革命党不是这样的，他跟你喝一顿酒，跟你聊一回天，你发一顿牢骚，他给你一本革命杂志，你接受了，他都可能把你写进去。所以很多人就想：我跟他们发过牢骚，那里头也可能有我。所以弄得人心惶惶，心想干不是死，不干也是死，大家晚上不睡觉，都在议论。这时候当官的来查哨了，本来他们就想反的，你还要骂人，就给了一枪，枪一响他们就冲出去了，反正军官也拦不住，就跑到军火库，拉着炮去打总督府，这样就成了。
如果这个起义按部就班地进行，炸药没走火，我估计多半成不了。为什么呢？半个月前，武昌这个地方出现过一个事，也是新军士兵跟上司闹翻了，然后也开枪了，满以为他们一开枪，别人都会响应，结果这个小子开枪了以后，发现别人都不吱声，所有的军营都不响应。他看到人家不响应，自己就赶紧跑，一边跑一边骂：平时说的好好的，我们要干就跟着干，我们干了，他们不跟着干。这是常态，平时说说行，真要干的时候就麻烦了。真干的时候要想：我还有老婆，还有孩子，还有老妈。这样一想，就没人干了。什么时候干呢？反正明天要死了，干一下说不定还能活，这时候就有人干了，武昌起义也是这么发生的。所以这场起义最大的动员者就是瑞澄。后来清史稿的撰写者对瑞澄非常痛恨，清朝所有的遗老遗少都对瑞澄非常痛恨，没有一个人理他，只有上海的哈同（犹太人）把他收留了，他在郁闷中死去。这是第二个偶然因素。
第三个偶然因素，孙中山先生不愿意在武昌发生起义也有道理，在广东发生起义，起义之后就可以到海边，占一个据点，就可以接收来自日本的接济。日本人特别喜欢帮助革命党人，他不是喜欢革命，他是喜欢有人跟政府捣乱，那是真的境外反动势力。在武汉这个地方搞成功了，周边都来打你。但是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这个事没发生，周围半个月内都没人来打，后来也不是周围来打的。原因是什么呢？革命党人起义成功之后，打开银库，发现里面有很多钱，而且武汉三镇有汉阳兵工厂，张之洞管这个地方这么多年，也购买了很多外国的洋枪洋炮，这个地方枪炮很多，又有很多钱，于是革命军开始扩军。当时老百姓对革命没有认识，但是他们对钱有认识，当时招兵格外优惠，一个士兵一个月给10块钱，比原来的新军的薪饷还高。士兵一看10块钱，非常高兴，捧着钱就回家，一下子招了5个旅。那时候中国的新式军队不多，周边几个省有多少新军呢？北边的河南一个旅，西边的四川一个旅，南边的湖南一个旅，西边的江西、安徽各一个旅。这些省都只有一个旅，听说你这边有5个旅，谁敢来打你？吓也吓死他们了。中央政府来镇压，你得调集军队，这就有空隙了，这半个月之内，全国都闹起来了，等到北洋军真来打的时候，都打赢了，武汉三镇攻下了两镇，第三镇也指日可下，但是全国都乱了，真正指挥北洋军的袁世凯的不愿意镇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