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的资政院是200个议员名额，100个民选，100个钦定，再加上有投票权的正副议长和秘书长（这三个也是钦定的）。西太后想的挺美，一共是203个人，我的人103个，你的100个，投票的时候肯定是我的多数。没想到一开会就变了，每次都是民选议员的议题占上风，而且是绝对上风。辩论的时候，钦定议员要么不说话，要说话就符合对方的话。表决的时候，也是民选议员多数，哪怕是弹劾军机处的议案都可以通过，军机处道歉都不行。有些民选议员的声音非常大，那时候也没有麦克风，声如雷吼，在上面大声疾呼。他们就比较“傻”，如果说弄一个代表机构，弄三四千的代表，3/4的全是只会投票的人，政府什么议案都可以通过，想捣乱的人很快就被淹没了，那时候的人们就是不懂这个。这样的准议会的存在，官员们的行为必须有所收敛，如果没有收敛，很快就会陷入麻烦。
我们一般谈起晚清吏治都会想起两部小说，一部是《官场现形记》，一部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个小说现在还很流行。很多抨击晚清吏治的书都是从这两本书里出来的，但是那是小说，那不代表清朝的历史。只要外面存在着能够公开发言的，不受官方控制的民意机构，也存在着不受官方控制的媒体，这个吏治就必然要往好的方向走。晚清新政时期就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它不可能更坏。那个时候如果有主旋律的话，主旋律就是立宪、改良，绝对不是革命。小时候我学历史，书上告诉我，在这期间，革命派和改良派发生了三次大辩论，到底是改良好还是革命好？最后革命派“战而胜之”，当时我是相信的，后来我看了一些东西之后就开始怀疑了，第一，革命派赢了，谁是裁判？谁宣布他赢了？没有裁判。第二，当时的报纸连篇累牍都在说立宪，没人说革命，怎么说他赢了呢？这是后来编书的人说他赢了。当1905年，西太后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举国欢腾。全国的士绅、商人、各种社会团体，尤其是社会，晚上纷纷出来提灯游行。我昨天在广州讲的时候就说，广州当时的学生全部出动。虽然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整体来说大家都非常高兴。当时是有革命的，但是革命只是一点杂音。孙中山先生说，在武昌起义之前，他们策动了10次武装起义。这10次武装起义，我做了一点考察，多数都是在边边角角的地方。当时的广东还属于边远地区，跟现在不一样，在广东的潮汕、武州、南关，收买一些会党，搞一些起义，一次都没有成功，没有一次有接近成功希望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就是1911年4月在广州搞的，当时孙中山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从海外筹集了17万元（这是一个大数目，可以养一个正规军一个旅一年），调集全国同盟会的精英，由黄兴亲自率领，在广州搞起义，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没有一次是接近成功的，也没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只有他们的宣传有一点功效，他们的宣传那时候也不是主要讲共和，讲民主，主要讲排满，就是告诉中国人，你现在的皇帝是一个夷种的皇帝，他们当年入关，还杀了不少汉人。所以那时候最好的革命党的宣讲册子是那些旧文章，就是《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这一类的文章。这个东西有点作用，当皇帝不犯错误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容忍，但是当他犯了大错误的时候就比较麻烦。如果是一个汉人皇帝犯了错误，人们可能会讲，他可能是一时糊涂。如果满人皇帝犯了大错误，你就会想，原来你就是这样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后来的革命能够成功，跟这个心理有莫大的关系。所以说当时的革命，就是起了一点宣传作用，而这个宣传作用跟媒体对政府的批评也没有什么关系。当时媒体对政府的尖锐批评，其实更大程度上是帮了政府的忙，老百姓对当时清政府的官僚体系还相对能忍受。
我说清朝当时还混得不错，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讲的，我引证一个民国老人的话，这个老人叫李宗仁，他当过民国总统，按道理讲，他不可能说民国坏话，可是他说了。辛亥的时候，他是广西陆军小学堂的学生，不要以为他是小学生就是小孩，不对的，当时的小学生都是成年人，郭沫若当时也上小学，他14岁上小学，他说我的同学中所有的人都比我大，都是30多岁的，还有做爷爷的。李宗仁说，我在晚清的时候感觉是一天比一天好，进入民国就黑了。你们可能要问，为什么武装起义发生了？清朝又被推翻了呢？这是因为改革进行过程中出现了变故，立宪的主基调变调了。变调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1908年，确切地说就是1908年的11月4日，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死了。这两个人为什么同一天死掉？这是很蹊跷的事情，他们又不是情人殉情。现在考古发现证明，光绪的头发里含有过量的砷，也就是砒霜，肯定是被人毒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