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认同下新疆主体意识
新疆发展，促使我们思量一个问题：实施新疆发展主要依靠何种力量？中央，兄弟省市区，抑或新疆自身，谁是新疆发展的“主角”？更进一步的问题：新疆发展的驱动力何在，外部依赖还是新疆主体意识建构？
诚然，中央以及兄弟省市的鼎力支持不可或缺！但，更需要新疆政府和新疆各族群的努力，新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方可实现。
张春贤在2013年援疆工作总结会议上说：“援疆成果巨大，但转化为民族团结的精神动力不够”。张春贤还说：“新疆人民要有我为祖国做贡献的思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们做贡献，国家也关心我们，新疆人生活水平高于全国水平。现在我们继续要为祖国做贡献，但工资低于全国水平！
关于“援疆”有着不同的声音，“援疆小恩小惠换取稳定论”、“资源开发抵消援疆成就论”、“谁援助谁论”等等。我以为，在祖国大家庭里，只有互相尊重和相互支持，没有“支援”一说。“援”字本身就是对我们新疆人的歧视！新疆人一直有贡献祖国的思想和行动。但这种思想需要祖国母亲的母爱作为前提条件。祖国母亲应该给所有的孩子同样的母爱。
当下新疆社会撕裂的两个现象：一是汉族群体把新疆所有问题都与“三股势力”(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挂钩，一出问题首先想到的是“三股势力”；二是维吾尔群体把新疆所有问题都与民族和宗教联动，维护本民族文化和利益的倾向更为激烈。维汉矛盾似乎已公开化，这对新疆或许是一场灾难！
全国每年群体性事件上万起。为什么新疆群体性事件主要归结为民族分裂问题？这一定性是在开脱责任还是在制造矛盾？这只能使新疆问题更加复杂化！“一小撮、个别、别有用心”等落后的说法和加剧对立的话语体系，从根本上讲不利于新疆和谐稳定的发展！
60年来新疆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实则是强调“你属于什么民族”？“你的母语是什么”？“你所属宗教信仰”？“你所属民族的生活习俗为何”？总是在强调各民族之间的区别和差异，而不是强调中华民族的共性，不是强调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历史和长远的共同利益。
我们需要反思：把所有新疆问题都往“三股势力”这个大“口袋”里装，把所有新疆问题都贴上“民族”、“宗教”的标签来说事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当下，新疆各族群间的交融程度高于历史上任何时代，其主要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往来和交流。现在的问题是，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民族内部的认同逐步加深，再加上剥削阶级的消亡，各民族由阶级依附转化为民族依附，刺激了民族主义的增长，形成了在民族认同感上的“人文生态失调”。
新疆社会撕裂趋势加剧的成因，既有伊斯兰教的影响力日益壮大，“全世界有15亿穆斯林兄弟”，也有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迷失及贫富悬殊，更重要是缺失以法律法制为纲的制度！弥合新疆社会分离，从国家层面上讲，法律不能被政策左右，政府权限、民族关系和宗教管理必须置于法律关系之下；从新疆层面上讲，需要构建新疆认同及新疆人主体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疆各级政府和新疆各族群必须担当发展的“主角”，建构新疆主体意识，并使之成为新疆发展的驱动力。
早在1982年我20岁，从新疆财经大学毕业时，由于主修经济统计学，当时我想对新疆经济做一个综合研究。在以后几年里，在遍阅新疆各类图书馆和乌鲁木齐为数不多的几家书店的图书和期刊后，发现有关社会科学领域的书刊，基本全是内地或国外的“泊来品”，充斥着空泛的内地、国外经验，即依照他们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新疆问题，而这些对于新疆本土发展来说，不能有效的解决问题。
1986年，我对全疆30多个县市跑了一圈，实际上，截止目前，我已经在新疆广袤的土地上探访和实地调研不止三圈。我认为，新疆和内地省区差异明显，应该依据新疆实情，进行针对性研究，形成自己的主张和理论。新疆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一大命题。地缘的多元性，决定新疆的发展必须在世界系统中求解；生态环境平衡是新疆发展的底线；资源的全面性、生物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包容性要求新疆的发展是多维的、动态的，体现人文精神价值。这些就是建构新疆理论架构的缘由，新疆必须构造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们称之为“新疆学”。我认为，历史和地缘是研究新疆问题的骨架，文化和资源是研究新疆问题的根基，生态和绿洲是研究新疆问题的命脉。骨架、根基和命脉构成“新疆学”的脉络体系。
一个问题常常困扰我，我是哪里人？我的根在哪里？从这个意义讲，“新疆学”为我们新疆和新疆人树立原则和特有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