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19日，当93岁的邓小平去世的时候，中国这艘东方巨轮已经驶过了“历史的三峡”中最惊险的一段。在去世之前的二十年，他一直是中国改革大戏中的“男一号主角”，而去世后的十年，他的思想仍然在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走向。
坚持者
邓小平是在一种怎样的环境中将已经在意识形态的沙滩上搁浅的中国重新推入商业运动的大海的？其艰巨与反复，恐怕是后来者很难体会的。这是一个在必须坚持的时候，毫不含糊、分寸不让，而需要迂回的时候，身段无比柔软的政治家。
1978年底，召开了一次“全国科学大会”。
在大会上，邓小平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论述。科学大会报告的起草人之一胡平回忆说，报告在党内高层传阅时，有人建议把此句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队伍”，邓小平听了汇报后，只说了10个字：“这处意见一个字不能改。”
后来出任国家副总理的李岚清当时受命与美国
通用汽车公司谈判引资事宜，美方提出经营（jointventure）概念，“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是一种互利合作方式。若要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
李岚清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共产党员，我能同你“结婚”吗？他当即将谈判做成简报，上报给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都在报告上简单地画了个圈，意思是“看到了”，但是态度是没有的，只有邓小平批了几个字，“我看合资也可以谈嘛。”
1981年前后，中国出现第一次宏观调控，三年前上马上的上海宝钢项目受到重大争议，一些人大代表联合提议让项目下马，一些已经签订的合作也被迫中止，《纽约时报》在报道时用了一个很疑问原标题：《上海真的需要钢铁吗？》。便是在这一时刻，邓小平一锤定音，终于保住了这个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工业建设项目。
在1990年之前，邓小平事无巨细，管理半径非常之大，他要为小岗村的土地承包合同定性，要为首钢与地方政府的纠纷排解，要为松下幸之助的进入中国牵线，要为荣毅仁的中信公司护航。在做出所有决定的时候他唯一考量的标准就是：它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进步。
迂回者
邓小平被称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过，他并不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先知”，相反，是一个最善于审时度势来改变方向的智者。李光耀曾经评价说，“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一度想靠大量引进外资来振兴中国的经济。在他的指示下，中央政府曾经策划过一个庞大的10年引资计划，计划引进600亿美元的外资，其中包括了120个大型项目。他委派谷牧等人遍访欧美各国，寻求合资意向。然而，这个浪漫蓝图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邓小平很快就改变了思路，他当即决定在南方—那里有中国大陆唯一的外来资本跳板香港—设立“窗口”，通过特区的方式逐步地引进外资。而在国内改革上，一方面加快国营企业的体制松绑，另一方面对民间经济的活跃持乐观其成的放任态度。在处理任何突破性事件时，邓小平往往采用的是“拖一拖，看一看”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