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毛泽东升为常委，但分工只是“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红军刚刚进入湖南，毛泽东就主张沿湘江北上，在湖南地区开辟根据地。会议上争论来争论去，他的意见没有被通过，李德等人坚持要经潇水及湘江打广西，结果有了湘江之惨败。湘江之战更加证明毛的看法具有远见，政治局中多数人也因此完全丧失了对李德军事指挥能力的最后一点迷信。在随后与张闻天、王稼祥的交谈中，毛泽东已经能够毫不掩饰地开始尖锐批评博古和李德，并且具体“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了。由于苏区和红军的失败根本上都是博古、李德等人军事指挥和军事思想的错误产物，一方面极端不满博古、李德，一方面在军事问题上又完全是门外汉的张闻天和王稼祥，自然对毛泽东从军事角度头头是道的解释和分析心服口服。张闻天后来明确讲：这是他“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
在长征期间，军事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战争胜负乃至红军存亡均系于此。湘江遭受惨重损失之后，党内军内一片怨言，矛头直指“三人团”。因此，部队刚刚开到湘桂黔交界的通道县城，毛、张、王就公开批评起博、李的军事路线来了。而后是老山界会议，接着又是黎平会议，一路开会争论。尤其是在黎平，双方的争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李德力主部队应当转向贵州东部，而毛却坚持要去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李德继续强调前方必须绝对服从中央统一指挥，毛则激烈反对，声称中央对前方只能指出大方向，不能干预太多，必须给前方以机动执行命令的权力。由于张闻天、王稼祥等都支持毛的意见，周恩来也以会议主席的身份表示赞同毛的观点，特别是作为当时党内最高军事指挥者周恩来的表态，可谓至关重要。因为这表明“三人团”彻底瓦解，李德已开始成为孤家寡人。果然，就连博古也看出李德的话不能再听，勉强附和了多数的看法。这弄得李德大发脾气，但亦无可奈何。其权威地位从此尽失
否定了李德的军事主张，并争取周恩来转向自己，这是毛、张、王联盟向“三人团”挑战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在黎平会议上，王稼祥就力主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的提议得到通过。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入遵义县城后不久，鉴于事实上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及上海已完全失掉联系，再听任博古、李德等人领导指挥已没有可能，长此争论不休也不是办法，因此，王稼祥明确主张：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张闻天也予以响应，并直截了当地提出：博古不行，一定要变换领导人。毛泽东对此当然赞成
为了找到足够的理论根据来否定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他们查阅了博古、李德保存的共产国际有关来电，欣喜地发现莫斯科的不少指示其实是同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的。如反对打阵地战和强攻堡垒，反对分兵把守和单纯防御，强调机动灵活与保存有生力量，主张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等，明显与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不一致。有了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败，又有了莫斯科的指示为依据，根本否定博古与李德的领导由此成了定局。
否定了博古的领导地位，是不是大家就“理所当然”地会一致推举毛泽东来做中共的领袖呢？有关遵义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一致推举毛来做中共领袖的说法，十分流行，其实却有些让人生疑。毕竟，毛泽东此前并非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中人，五中全会上刚刚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既非政治局常委，也非书记处书记，要一步登上“总书记”的地位，名不正言不顺。
从张闻天将近十年后在延安整风运动时的回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政治局多数人是推举张来代替博的，而张对此也是欣然接受的。他说：“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我不但没有推辞，而且还有高兴之意”。种种情况说明，不仅张，而且政治局多数领导人，都注意到排序问题。毕竟，从莫斯科那里开始，共产党历来就是注重排序的。而这时依国内政治局委员的排序，张闻天毫无疑问是紧接着博古之后的第二号人物。想必毛泽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之所以在准备遵义会议时积极支持由张闻天来做会议的“反报告”，清楚地反映出他这时对由张闻天来接替博古的必然性是很清楚的。所谓大家一致推举毛泽东，毛主动推辞，并表示应该让张闻天“锻炼”一下的说法，怕是以讹传讹了。
下面这个情况也显示出当时党的多数领导人确实还没有把毛泽东推上领袖地位的想法。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幕后策划者，甚至也可以视为幕后的指导者。因为会议所讨论的根本上只是一个军事路线问题。而站在攻势一方的毛、张、王三人中，其实只有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上才有发言权。如果没有毛泽东，仅靠张闻天、王稼祥二人的军事知识，无论如何不能驳倒博、李等人的辩护报告与发言。但是，颇为令人惊奇的是，在毛泽东因此被张、王提名担任政治局常委之后，人们却发现在中央的工作中找不到一个适当的位置给他。由于周恩来在会议上主动与博、李划清界限，支持毛、张、王，以往又长期主持中央最高军事领导工作，在作战指挥上又有成绩，与军队领导人也配合较好，会议相信周恩来理所当然地应当继续其中央军委书记的工作。而周既然是常委兼军委书记，自然应当执掌军事大权。结果，在会后的常委分工时，毛泽东的工作竟成了一个问题。最后，同样是常委，毛泽东只得到了做另一个常委“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任命，而周则被确定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种情况不难使人想起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时周恩来的那个大致相同的建议，当时周恩来取代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之后，也是建议留下毛在前方做他的“助理”。“助理”者，“帮助者”之谓也。
当然，名分问题其实并不重要。会议决定是一回事，事实却是另一回事。因为周恩来随军行动，而毛泽东随中央行动，周恩来凡有军事意图必报中央审核批准，中央又只有毛泽东能够提出恰当意见，结果，“帮助者”实际上很快成了众所周知的“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何况长征中军事行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唯一内容，不久后张闻天干脆建议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指挥军事。因此，人们后来说，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立，如果从这样的角度看，应该也不是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