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
不管博古资历如何、经验如何，依照共产党人严格遵守纪律的特性，只要他已经做到那个位置上，且与人为善，实事求是，政绩斐然，很难想象能够有人向他提出挑战。问题是，博古领导的中央抱定了一个方针，就是“宁‘左’勿右”，死守着几个教条不放，以不变应万变，碰得头破血流也不回头，终于惹得天怒人怨。
博古等人死守着哪几个教条呢？毛泽东在1942—1943年间曾经洋洋洒洒地写过几篇笔记，虽语言尖刻，连讽刺带挖苦，极具情绪化，但可称得上是批“左”檄文，内容就是批判博古等人这时的错误的。
其一，是说博古等人坚持彻底革命，死抱着所谓“进攻路线”不放，不惜超越革命阶段，四面出击，并且搬来斯大林的所谓“中间派别”最危险的论断，否定一切同盟者。对此，毛泽东辛辣地讽刺说：先是把敌人说成铁板一块，大的小的一齐打倒，而后干脆拿主要力量来专打小的，因为据说这些小的最危险。在苏区要“明确阶级路线”，搞什么“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对国民党则集中力量打击想要和我们结盟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十九路军，“于是小的被我们打得不亦乐乎，成群地跑到大的那里去，我们却孤零零地遭受大的小的双管齐下，把我们打得要死。正是‘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种革命，要对付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与整个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府，又把‘十九路军一切官长’也当作敌人，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唯一无二或者至少是稀罕的杰作！”“所谓‘打倒一切’的学说，就是这批老爷们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杰出的‘创造’。”
其二，是说博古等人不顾现实条件与群众觉悟，不仅坚持革命队伍要纯粹又纯粹，革命道路要笔直又笔直，而且“任何人不许说一句真话，如像‘困难’之类，是一个字也提不得的，提了就要挨打”。结果是到处唱高调，“轻敌盲动，驱使群众（其实是几个先锋队）如驱羊，闭着眼睛天天叫他们斗、斗、斗，结果斗个精光”。而对那些希望实事求是的同志，则大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到处扣“右倾”帽子。毛泽东满怀怨怼地形容说，这个“最坚决最残酷的斗争”，“是叫我们预备后事的，像阿Q在画过圆圈绑赴刑场的光景一样……说时迟，那时快，午时三刻，喝一声‘到’，砍了！从此‘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们威信扫地，永世不得翻身。而‘完全正确’的‘中央路线’呢？就高唱凯旋，长命富贵了！”
其三，是说博古等人崇尚空谈，张口“马列”，闭口“马列”，“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唯我独“左”，“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但“我们老爷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不顾时间、地点与条件的”，“其特点是夸夸其谈，从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谁要是在时间、地点与条件上面提出问题，谁就是‘机会主义’”，而他们却“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欺负我党与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与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水平的暂时落后而加以剥削”。毛泽东因此慨叹道：“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
很难说上面的这些错误做法，都是博古中央的创造，共产国际特别是力荐博古“把总”的王明的作用肯定不可低估。但在当时那种条件下，直接刺激着毛泽东的，却是博古中央的“左”所造成的危害，这是不言而喻的。
据不完全统计，自博古中央进入苏区以后，中央苏区“左”的做法可谓变本加厉。当时不仅加剧对地主富农及其家属的拘捕押禁与没收惩罚，而且对一般民众也大举公债谷票，借粮征兵，甚至以退公债谷票、滥发纸币的办法变相克扣农民。光是1933年底到1934年9月这段时间，强征新兵即达10万，发行公债300多万，“动员”群众退还到期公债券支援“国家”约100万，除正常征收外，还硬性“借谷”两次共84万担 这里面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强迫“扩红”和“查阶级”。到1933年11月，中央苏区农村中占人口总数平均25%的男劳力（16—55岁），仅当兵、作挑夫及外出工作者，即已占去全部男劳力总数的80%上下。以当时苏区所有农民200万计，苏区男劳力实际只有50万左右，也就是说，到1933年11月，出外当红军及工作者，至少已达30万以上，再强迫“扩红”10万，势必将农村中男劳力大部抽空。这种情况自然弄得民心动摇，仅1934年8、9两个月，弃械逃归的士兵，就有数千人之多。
博古中央一面竭泽而渔，一面又极力加剧内部矛盾。在查田查阶级的运动中，他们坚持奉行“只讲成分，不讲工作”、“不问表现如何”的方针，大批干部党员受到清洗，许多早已划定的成分被重新改划。仅胜利县一县，二十天内即在1512家查出所谓“翻案地富”890家，并新查出地富83家。所有地主富农及所谓阶级异己分子，多被强迫编入永久劳役队，其他的一部“驱逐出境”，一部“就地枪决”，所有财产全部充公。由于沾“富”就有生命危险，大批中农人人自危，“拼命吃穿，不想扩大生产”，许多人干脆连田也不种，以免受累不说还要遭罪越讲阶级、查阶级，就越能够得到下面送上来的说明阶级斗争严重的材料，博古中央也就越紧张。准备大举突围时，他不仅对外界，而且对党内，包括对政治局大多数人也封锁消息。暗中更把党的干部也分为几类，有信得过的，有信不过的，还有有各种嫌疑的，最后决定把信不过和不喜欢的，即使他们中一些人的健康状况和自身条件都不适合在当地坚持斗争，如过去在莫斯科与博古等人有矛盾的瞿秋白等人，都强行留下，等于让他们白白牺牲掉；对怀疑可能成为隐患的，则干脆下令杀掉，像过去几年被俘留下已经成为红军学校教员的一批原国民党军官和其他一些被怀疑有问题者，就被秘密处决了。
很难了解毛泽东当时对博古等人的这些做法究竟有多少认识。虽然毛泽东当时没有可能直接参与中央决策，但他至少是部分地参与了领导查田运动。从他当时发表的关于查田运动问题的文章当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博古等人当时一些做法也并不都是持不同意见的。事实上，我们从上面引述的毛泽东在1942—1943年间对博古等人批判的三个方面内容中，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这一点。将近十年之后，毛泽东依旧认为，博古等人的“左”，主要是表现在对待中间势力以及在党内斗争这两个方面。他并没有很清醒地意识到，正像他自己1928年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讲过的那样，苏区和红军在江西等中国心脏地区生存下来，是有特定条件的。随着苏区和红军的不断扩展膨胀，它们早已大大超出了南京国民党所能容忍的程度。即使博古等人在对待中间势力和党内斗争这方面表现得不那样极端，能够抓住一两次机会，中央苏区和红军也还是很难在江西长期坚持下去。当然，如果换了毛泽东，至少中共在军事上可能不会输得那样惨。
1934年，蒋介石吸取了前几次轻敌冒进的教训，接受了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稳扎稳打，层层筑堡，用绝对优势的五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面对敌军稳步推进，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因肩负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完整的重任，故而不顾国民党进攻军队的装备、兵力和供给占据极大优势的情况，竟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分兵把守，到处设防，搞所谓“短促突击”，扬言“积小胜为大胜”，甚至不自量力地仅凭其一年当兵、三年军校的经历，就以“野战司令”自诩，在广昌和高虎垴先后指挥数万红军，摆开架式，说是要与国民党军“决战”。李德对付不了蒋介石的碉堡政策，节节后退之后，幻想以死拼来保住红色“首都”不失，结果反而加速了红军的失利。仅这两仗打下来，就使红军主力损失近万人。
眼见中央苏区再难坚守下去，生怕遭受更大损失的博古和李德慌忙通过上海远东局上报莫斯科，请求实行战略转移。但博、李二人再度犯了兵家大忌，竟然把这一在强敌围攻下的战略性转移搞成了一个八万余人的集体大搬家。苏区的各个机关，乃至于银行、工厂等，把所有值钱的东西几乎都挑在了担子上。这支拥有近两万非战斗成员和两万多新兵的庞大行军队伍，刚刚走到湘江，就遭到了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广西军队和湖南军队的沉重打击，一战损失兵力和人员过半数之多，数以千担从瑞金搬出的设备、辎重和文件散失殆尽。从此，“战略转移”迅速变成了寻找落脚点的、目标变幻不定的“长征”。如此蹩脚的军事指挥，直接关系到整个部队和中共中央的生死安危，毛泽东终于忍无可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