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当年挨整有强烈的印象，却体会不到莫斯科对他的器重，是有原因的。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整他的大都是从苏联回来的人，或者打着“共产国际”旗号的人。
为什么莫斯科器重他，而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却反对他？这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其实也不奇怪。
“文革”结束以后，由于长期神化领袖，党内出现过所谓的“凡是”派，主张“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无独有偶，当年人们也讲过“凡是”，只是当时神化的是莫斯科，主张凡是共产国际的政策、凡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都要百分之百地遵行。那些曾经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留苏学生，其实就是历史上的“凡是”派。
但是，“凡是”派充其量只是起着一种传声筒的作用罢了，他们永远只能自以为代表权威者说话，却未必能够真正反映权威者的意志。实际上，当年在克里姆林宫里决定中国革命政策的俄国人也还是效果决定论者。他固然喜欢人们把他的指示奉为教条，不折不扣地去执行，但这并不妨碍当他发现自己的政策指示效果不佳时，改变以往那些看似神圣不可更改的决定，并起用一向只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
当然，这并不是说莫斯科对毛泽东当年受压制受打击没有责任。事实上，权威与教条通常都是相互需要的。只要存在着莫斯科神化自己的需要，只要存在着类似宗教裁判所那样的无上权威，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那种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诩的教条主义者，也就必然会存在维护和反对实事求是原则的斗争，因此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毛泽东受到压制和打击并不奇怪。
值得庆幸的是，毛泽东挨整的时候正是那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严峻的战争年代，人在刀口下生活，很容易从强弱胜负的变化中判断出真理究竟在谁一边，并且为了生存的需要而毫不留情地纠正错误。战争年代的教条主义者之所以总是在扮演悲剧的角色，其原因多半也在于此。
一、博古，一个只有二十四岁的学生党员，一跃成了“总书记”
毛泽东之所以会对莫斯科有满腹的抱怨，说到底最初还是因为1931年成立起来的那个“临时中央”。正是这个“左”倾的临时中央，夺了他手中的权，把他亲手创立的根据地和红军差不多都搞垮了。
这个临时中央，主要是由那个在1931年1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力推而成为中共政治局主要成员的留苏学生王明推荐组织起来的。它的主要负责人选自然的也是刚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而且比王明还要年轻许多。这就是博古。1931年秋冬博古上台时，才只有二十四岁。而那一年，毛泽东已经三十八岁了。
陈独秀最初成为党的负责人时，已经是四十二岁。做过一年临时负责人的瞿秋白上台时，也有二十八岁了。随后是向忠发，他当总书记时已经四十八岁了。继博古之后，毛泽东之前，中国党最后一位党的主要负责人是张闻天，又叫洛甫，他上任时也已经三十五岁了。二十四岁当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负责人，可称得上是空前绝后了。
当然，最让人惊奇的还不是岁数，而是资格。根据历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规定或惯例，党的最高负责人，或者须由中央委员会在其委员中“选举”产生，至少也应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政治局在其委员中“互推”产生。但博古1931年接手中央时，不仅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连中央委员也不是。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毛泽东后来称之为“新党员”，竟一跃而直接成为党的最高负责人，这在中共党史上更是绝无仅有。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出生，1925年10月入党，1926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留苏三年半即回国，回国仅一年多时间就接手中央成为最高领导人。这也就是说，博古1931年接手中央时才只有六年党龄。其入党以后的实际工作锻炼充其量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一段是临去留苏之前有半年左右时间担任过宣传干事，一段是留苏回国后有一年多时间从宣传干事一跃而到团中央书记。只有两年工作经历，博古当然谈不上有什么工作业绩。
既然党龄又短，又无明显业绩，博古如何能够一步登“天”呢？一句话，得益于留苏。但留苏的人很多，为什么偏偏选上博古？概括言之，这又是因为：一是在历次“路线”斗争中站队站得好，二是教条主义学得好，三是他赶上了两个难得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