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中央是1932年10月下旬得到莫斯科关于迁往中央苏区的电令的。几个月后，即1933年初，上海最后一批“洋房子先生”都先后搬到苏区来了。奇怪的是，来到这集中了大批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中央苏区，博古等人竟没有谁想到过应当“交权”。唯一了解情况的周恩来又一向不喜欢多事，共产国际既未提出，他亦不便提起此事。其他原中共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或不清楚上海权力移交时的情况，或以为此即共产国际意图，因此，临时中央到苏区后，除了增加原来的政治局委员外，博古等人依旧继续坐在先前的职位上。甚至，原来还说是临时中央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博古可多管一些一般工作，到苏区后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分工时，大家干脆一致推举年纪最轻的博古“把总”。博古虽然推让了一下，架不住多数与会者异口同声。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博古中央”。
博古中央到中央苏区后，自然要想办法具体掌握中央苏区的军政权力，这就难免要过毛泽东这一关，因为苏区这时省县一级的领导人，大都还是毛泽东任上任命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一方面只会照本宣科的博古等人看不惯凭经验办事的大多数土生土长的干部，另一方面这些地方干部对那些“下车伊始，咿哩哇啦”的“钦差大臣”式的新领导人，也总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在苏联学到的那一套路线斗争的法宝就派上了用场。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即因此而起。
罗明，当时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其主管的闽西区地处苏区边缘，实为游击区，形势复杂多变，群众工作困难，因此坚持必须采取区别于中心区的灵活政策，结果被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揪住狠批。博古见状，也就毫不客气地指责罗明是中央苏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从而导致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上，公开祭出“路线斗争”的旗号，大规模地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干部，这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次所谓“路线”斗争，从闽西区斗到粤赣边区，再斗到江西区，进而又斗到闽赣边，最后甚至斗到红军高层，整整斗了一年时间，把整个中央苏区打了一个遍。连批带斗，连撤带关，轻而易举地把所有流露不满情绪的原苏区干部统统打了下去，所有重要位置被大批到来的留苏学生和博古他们信得过的人尽行占去。毛泽东虽因受到莫斯科和上海方面点名保护，未遭厄运，到底也还是成了间接斗争的对象。他之所以被夺去政府主席的职务，只给了一个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名，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毛泽东见到此种情形，只好借养病为名，生闷气、躲清闲，很长一段时间除了跑到农村去搞搞调查，在病床上看看书，几乎无所事事。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躲过了随时可能被划入打击对象的1933年，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党内不再引人注目。同为留苏学生，又是政治局重要负责人的张闻天，1933年2月来到瑞金以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对毛泽东毫不了解，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张闻天回忆说，到苏区一年半，毛泽东“究竟他是个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当时确实“不重视毛泽东同志”
张闻天何许人？他先后去过日本和美国留学，虽然都是半途而返，但五四时期已开始发表并翻译文学作品，小有一些名气。1925年加入中共后不久即被派赴苏联留学，在中山大学毕业后成为少数升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的中国学生之一，在苏联整整留学五年。论学历、党龄以及理论训练，他都明显高于博古。不仅如此，1931年博古还只是团中央书记时，他就先于博古一步被米夫点名推荐进了中央，接替去苏区的沈泽民，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就直接当了中央宣传部长。以张闻天这样举足轻重，又自视颇高的政治局常委，全面负责理论宣传工作，竟丝毫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毛泽东，不难想象毛这时“韬晦”之深。
其实，毛泽东这时也未必就是存心韬晦。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上因防御与进攻、分散与集中的军事路线问题与“洋房子先生”们争论失败，被解除军职后，对周恩来接替指挥一度并不看好。他曾专门留下话来，说明如前方需要，他还可以回来。言外之意，你不行了，就来找我。
自从上井冈山以来，毛泽东多数时间是当书记，大半在做党的工作，实际上他是以党治军，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军事问题上的，是在指挥作战中度过的。因此，正如周恩来所评价的，他的兴趣和特长多在军事方面。多年来军事斗争的成功，根据地的扩大，不断地增强着他指挥军事的信心。学历只及中专，既没有系统地研读过理论，又没有喝过洋墨水的毛泽东，不论如何不服气，这个时候在马列理论方面也只能下狠心找些有关的书籍报纸去学习，断不至于拿他对列宁主义理论的那些知识去和满嘴“马列”的留苏学生比个高低。可是在军事方面，毛泽东却相当自信。因为，在他看来，那些从未指挥过打仗，特别是不熟悉农民游击战争特点的“洋房子先生”，怕是只会拿着一些教条和口号在纸上谈兵而已。
然而，周恩来到底也不是留苏学生，他1924年就开始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了，并且参加过学生军东征，后来更是直接负责指挥过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他在军队中工作和接触武装斗争的时间都比毛泽东要更早。因此，接掌军权后，他虽然基本上按照远东局的指示，执行了所谓的“进攻路线”，一度仍旧取得了较好的战绩。1933年2月至3月，周恩来和朱德指挥部队在黄陂和草台冈一连击溃国民党三个师，创下了一个月内连俘三名师长的记录。临时中央来后，毛泽东一度也曾想过重提宁都会议的争论问题，但博古当即拿出这一反第四次“围剿”的战绩来，毛自然也就不便再争论什么了。事实上，毛泽东自己也承认：这是国民党发动对江西苏区“围剿”以来“败得最惨的一次”。
到了1933年9月，莫斯科又通过上海方面送来一个中文名字叫李德的在苏联专门学过军事的德国人，俨然一副国际代表的架势，派头极大，说是派来做军事顾问的，而他上面还有一个叫佛雷德的共产国际高级军事代表在上海遥控指挥。至此，毛泽东在军事上就更加没有插嘴的机会了。因此，不论他服气与否，他一年多时间安于养病，搞农村调查，做点一般性的政府工作，如领导什么查田运动之类，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