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毛泽东讲：遵义会议成功，最重要是张闻天、王稼祥能分化出来
这时负责指挥一切的是所谓的中央“三人团”，它是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的，事实上周恩来主要在前方负责军事，应该负责的自然是博古和李德两人。由“三人团”来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基于李德所说的要高度保密的理由，但同时也是因为这位德国人看出，政治局内部日益发生分歧，行使权力极为不便。
还在1934年初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之后不久，李德就发现领导人之间存在明显不和。他感到不解的是，这种不和为什么竟会发生在留苏学生出身的干部们之间？他曾特别告诫博古，并要他转告政治局其他从苏联回来的领导人，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言外之意，留苏回来的人本来就不多，现在都身居要职，千万不要闹摩擦但这种警告毫无用处。
博古太年轻，资历太浅，留苏时间和学历都短，其总书记的工作又纯粹是因为一种偶然的机遇临时受命而来，但是毛泽东等土生土长的干部，原本就自惭形秽，再加上有党的纪律约束，再有不满，也往往安守本分，不会公开表示抗拒。然而，同是留苏学生的其他人，却不仅很难做到心服口服，而且往往容易表现出来。特别是那些已经进入中共中央的与博古先后回国的留苏学生，或者岁数大、资历深，或者留苏时间长、学历高，博古要想在他们中间取得威信，必须要做出显著政绩来才行。然而，博古在位三年，不仅政绩方面乏善可陈，而且苏区越打越小，形势越搞越困难，这就很自然地授人以柄，自己必然会陷于被动了。
广昌战役之后，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早对博古有所不满的张闻天就公开发难了。张闻天这时在党内的地位，相当于第二把手。但博古因为不信任张，因此利用与李德的关系和战争条件下凡事均可便宜行事或独断专行的条件，关键的事情多半都不让张闻天与闻其间。甚至，像1934年初让张闻天去做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事，博古事先也未曾与张通过气。这自然让张怀疑博古是不怀好意，既夺了毛泽东在政府中的权，同时又把张推到最不喜欢的事务堆里去，从而名正言顺地把他排挤出中央决策圈。因此，张闻天抓住广昌战役失败的问题，尖锐批评博古、李德指挥错误，认为如此之大的损失是不必要的。博古则反唇相讥，讽刺张闻天在扮演反对革命的机会主义头子普列汉诺夫的角色，因为普列汉诺夫当年就批评俄国1905年革命得不偿失。双方当场发生激烈争吵，弄得不欢而散。事后，博古干脆把张闻天派去闽赣边“巡视”工作。张走后，博古又在会上批评张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工作，这就进一步引起张闻天的不快与疑惑。等到张回瑞金后，“三人团”已经大权独揽，政治局也好，苏维埃政府也好，都只有听差的份儿了。对此，张闻天虽无可奈何，但自然“心里很不满意”。
多半是因为同病相怜，本来与毛泽东话都很少说过的张闻天，竟开始向他并不了解的毛泽东靠拢了。张闻天回忆说：“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
由于一直处于旁观者的地位，毛泽东无疑是最早意识到博古和李德军事指挥错误的人。但在刚刚召开过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六届五中全会、重新确认了党的领导核心之后，要想自下而上地改变既定的领导格局，几乎是不可能的。显然，说毛泽东在离开瑞金之初就已经在设想把博古拉下来，恐怕不合逻辑。但是，毛泽东劝说张闻天和王稼祥一路走这件事本身，至少反映出他这时已在做“分化”工作，争取同盟者。颇为有趣的是，本来博古早已和组织局主任李维汉商量好，把随军西征的党政高级领导人分散到各军团里去，而毛泽东竟亲自去找了一趟博古，并说服他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同意中央主要领导人编入中央纵队统一行动。显然，博古在这一点上还帮了毛泽东的忙。
争取张闻天和王稼祥可以说至为关键。随中央红军一同行动的政治局委员，这时共有十人。其中六名正式委员和四名候补委员。这就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凯丰、刘少奇与邓发。十人中，留过苏的将近半数，不过刘少奇和此时负责领导另一支红军的任弼时是1921年就去莫斯科的早期留苏学生，1923年已经回国，不仅与博古等人毫不搭界，而且博古等人还一直认为他们有机会主义倾向。陈云和邓发均为工人出身，与处处显示高人一等、刚愎自用的博古等人，应该说关系一般。担任军事工作的朱德和周恩来，对博古、李德肯定会有意见。因为博古来后，听任李德控制军权，结果才有了苏区的丧失和红军的被迫大转移，下面的将领早就牢骚满腹了。但即便如此，由于凯丰跟博古较近，李德又参加会议，如果张闻天、王稼祥站在博古一边，考虑到多数政治局委员无意介入纷争，很难设想毛泽东能够成功地造成批评博古和李德的气氛。相反，如果能够把张闻天和王稼祥两人争取过来，借重二人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很可能影响到多数政治局委员发表不同意见。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地为张、王二人表过功。他说：遵义会议上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战胜博古等人的“‘左’倾路线”，最重要的是张闻天、王稼祥两人能够分化出来
争取到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与理解之后，毛泽东的自信心空前高涨。十分明显，事实已经证明，博古中央的“进攻路线”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过去的军事思想要正确得多。因此，毛泽东又重新开始积极地就军事问题发表意见、公开争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