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站队”？就是在所谓的“路线”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路线”斗争，多半是斯大林发明的。博古在苏联学习期间，恰值苏共党内“路线”斗争风起云涌之时。从1927年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斗争到1929年反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及随后的“清党”运动，苏共党内打压反对派的政治斗争一个接着一个。影响到中山大学，从“肃（清）托（派）”，到清查所谓“江浙同乡会” ，到反对所谓“第二条路线”，到与所谓“先锋主义”作斗争，再到反对所谓“工人反对派”，一直到“清党”，在博古在莫斯科的三年时间里种种“路线”斗争几乎就没有消停过。在这些斗争中，稍有不慎，哪怕是讲错一句话，都有可能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
刚入中大时，博古因为一心想学好俄文，又是江苏无锡人，因此与校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俄文较好的江浙同乡比较接近，结果所谓“江浙同乡会”的问题出来后，许多同学政治上都受到打击，博古差一点也被牵连进去。幸好博古赶上了一个为向忠发率领的中国工农代表团做生活翻译的差事，才躲过了这一劫。这件事不能不给博古很深的教训，他从此积极靠近学校的支部局和俄国负责人，无条件地拥护“领导同志”，才再未出过问题。
所谓“教条主义学得好”，其实也不是指马列书本读得特别多。博古去莫斯科，主要是学革命理论的。从1927年初到当年9月这段时间，博古凭着他的聪明好学，主要下工夫突击了俄文。接着，他就因为俄文好，从这一年的10月到1928年2月承担了为中国工农代表团当生活翻译的工作，一干就是四五个月。刚从代表团的翻译工作中解脱出来，又被借去苏联格伯乌（国家保卫局）帮助审讯所谓“华侨反革命案”，一干就是差不多一个月。直到1928年春天他才得以回校，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理论学习当中。到1929年夏天毕业，转入中国问题研究院，几个月后即1930年初准备回国，博古实际用于学理论的时间前后只有一年多。再加上回校后，他还担任了少共支部局的实际负责人（名义上的负责人是俄国人），并且进了翻译班，兼做工人班指导员，参与一系列政治斗争。到中国问题研究院之后，他还兼做中山大学的翻译。博古在莫斯科大约三年时间里，系统学习马列书本的时间显然并不很多。
不过，博古天资聪颖，接受力强，领悟快，时间不多，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也掌握了不少。但由于时间短促，再加上俄国人的教学方法，用博古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学习理论的口号下使学生去啃完全脱离实际的教科书”，难免使博古等人严重地脱离实际，只会用从这些教科书上寻章摘句得来的马列著作中的只言片语和俄国编写者根据政治需要归纳出来的生硬教条来判断一切，他们并不清楚中国的实际状况和需要是怎么一回事。一波接一波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又时时提醒他们要站稳立场，理解和把握“领导同志”的言论意图成为决定的关键，二十岁出头的博古自然沾染了一套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倾向。
怎么说是两个难得的机遇呢？博古在莫斯科政治表现再好，充其量也就是个学生党员。人人都说同样翻译出身的王明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大红人”，但王明1929年回国后也不过就给了一个区委的宣传干事，一年之后最多也只做到宣传部的秘书罢了。因此，与米夫没有什么关系的博古，回国后当了全总的宣传干事，应当说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要想从个普通宣传干事升入中央一层做领导人，在当时人才济济的中共党内又谈何容易。因此，博古的迅速升迁，必然有其特殊的机遇。
博古赶上的第一个难得的机遇，是“立三路线”的形成。博古刚回来，就赶上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李立三头脑发热，要搞全国范围的总暴动，并且明确认为暴动一开始就绝无局部胜利之可能，必然形成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革命与反革命的大决战，就是苏联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必须立即做决战的准备。这个观点，既不符合斯大林一心想要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想法，也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应当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观点，自然引起了政治理论上比较敏感的王明的怀疑。
王明深受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信任，雄心勃勃，回国后却得不到中共中央的重视。于是，他抓住这个机会，拉上对当时中央的做法同样有意见的博古，向李立三发难。结果，王明、博古几个人因此受了严厉的处分。但很快共产国际就直接进行了干预，米夫甚至亲临上海指导改组中央。经过一个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博古等留苏学生成了反“立三路线”的功臣，都得到了升迁。王明被补入中央委员会，并得以进入政治局；博古成了团中央的宣传部长。
博古赶上的第二个难得的机遇，是大批中央领导干部的外派和上海中央的连遭破坏。1931年3月下旬，因原团中央书记违反秘密工作纪律，博古接手团的工作，并开始列席政治局会议。但即便如此，中央领导核心中还有向忠发、周恩来等许多资深干部，并且还有王明、沈泽民、王稼祥这些地位资格都在他之上的高他一届的留苏学生，也还轮不上博古。恰好这时接连出现特殊情况。一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干部被安排去加强苏区，沈泽民等人相继离开上海；二是政治局负责秘密工作的成员顾顺章4月被捕叛变，“总书记”（正式的名称应当是政治局主席）向忠发6月被捕变节，在上海及江苏各级组织中露面较多的中央领导人均被迫躲藏起来，中央工作迅速陷于瘫痪。鉴于莫斯科再三强调把工作重心放到农村去，共产国际明令当时主要负责中央政治局工作的王明和周恩来转去江西苏区。然而，为了躲避去艰苦的苏区，王明想尽办法争取到了去莫斯科当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位，周恩来则不得不转往苏区工作。如此，上海中央将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