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讲的虽然只是“科学”。实际上，当时“民主”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科学”相似。大约从清末洋务运动开始，“民主”与“科学”就逐渐受到中国人的信仰和推崇。到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神圣地位已经完全确立。正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陈独秀才敢向那些批评《新青年》的人“叫板”说：
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民主与科学，才算是好汉！
所以我说，“民主”与“科学”只不过是陈独秀的挡箭牌，并不是《新青年》杂志具体提倡的思想主张。早在清末，“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就得到知识界的反复倡导，到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已经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得到大多数中国读书人的认同了。《新青年》杂志如果仅仅是将“民主”与“科学”老调重弹，就不会惊世骇俗。所以《新青年》杂志很少发表文章讨论“民主”与“科学”，也就在情理之中。
那么，《新青年》杂志的哪些主张受到当时人的较大关注呢？
实际上，《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文章，涉及很多的思想流派和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一概而论。比如讨论过孔教和家族制度，讨论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讨论过白话文、世界语，讨论过妇女问题、青年问题、人口问题、工人问题，讨论过俄罗斯、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众多话题。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的时候，事先并没有一个总体设计，也没有料想到四五年后将引发一场全国性的“新文化运动”。所以《新青年》杂志的很多话题，并非预先设计好的。《新青年》杂志中的有些主张，在今天看来很有意义，但在当时却并没有产生多大反响；相反，有些在今天看来已经没有多大“现实”意义的主张，在当时却产生了重大影响。
那么，《新青年》杂志的哪些思想主张，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反响呢。考察思想主张的反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拥护这种思想主张的人很多；另一方面是这种思想主张最为反对派所攻击。
当时守旧派对《新青年》的攻击，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白话文运动；一是反对孔教。
当时中国新闻媒体对《新青年》杂志的关注，也集中在这两个方面。《新青年》提出的其他思想主张，很少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当然，五四运动以后，《新青年》杂志转向提倡社会主义，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后来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所讲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时期人们眼中的新文化运动，有相当大的差距。后来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所建构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象，几乎只剩下“民主”与“科学”，白话文运动和反对孔教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总之，《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新文化”也不是一开始就声势浩然。《新青年》从一个“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过去人们较多关注“运动”的结果，而不太留意“运动”的过程。对“运动家”们的思想主张非常重视，对“运动家”们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则很少注目。“新文化”在全国各地传播的进程既不一致，新文化人对“新文化”的内涵其实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今人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了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早已淡出了后来史家的视野。对于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各有不同；对于同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更有相当的出入。（2009年3月5日）摘自《在北大听讲座》第二十辑，新世界出版社，文池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