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8年以前，《新青年》杂志的影响还十分有限，或者说，它所提倡的“新文化”，还没有形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声势。
历史学者在考察《新青年》杂志的时候，每每看到《新青年》杂志后期的巨大声势，难免会有意无意放大它前期的影响。实际上，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的时候，很难说有多么高远的理想。最初只是一个面向青年，提倡“德智体”，要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之类的一般性刊物。鲁迅就说过：《新青年》在开始的两三年里，“不但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张国焘晚年的回忆亦可参证。张说：《新青年》创办后的一两年间，北大同学知道者非常少。当时，张国焘正在北大读书。
杂志主编陈独秀，开始也谈不上有多大知名度。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陈独秀与蔡元培很早就认识。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想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这件事必须经过北京政府教育部的批准。蔡元培担心陈独秀的资历和学历不够，怕教育部通不过。于是在向教育部申报的时候，不但替陈独秀编造了一个“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还替他编造了“曾经担任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
最初一两年，《新青年》杂志的作者大多是陈独秀的一批安徽老乡，而且名不见经传。
既没有鲜明的特色，主编和作者的名气也不大，早期《新青年》的影响非常有限。每期只印一千本，出版商赚不到钱，几次想中止出版。陈独秀好说歹说才让出版商继续维持。
一些学者认为，《新青年》杂志创刊不久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一结论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还有的研究者说，《新青年》杂志有一批很有名气的作者。实际上，这些作者最初并不有名，是后来才有名的。比如毛泽东在1917年给《新青年》杂志投过一篇稿。当时毛泽东只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
《新青年》杂志起死回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
那个时候的北大，比今天北大在全国教育界的地位要高得多。杂志主编被教育部任命为全国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广告”。那时的北大文科学长有多大份量，可引胡适的话为证。胡适后来分析五四文学革命为什么能够很快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文学革命的主张，一下就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北大在全国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可以想见。
当然，并非陈独秀一出掌北大文科，杂志就立即改观。更为实际的是，陈独秀到北大以后，拉了一批北大教授为《新青年》写稿，使杂志真正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这样一来，《新青年》由一个以安徽读书人为中心的地方性刊物，转变成为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以至于“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后来吴宓他们在东南大学办《学衡》杂志，想和《新青年》杂志抗衡，但没有搞得过《新青年》。他们对《新青年》很不服气，认为《新青年》之所以“暴得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重”北大这块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