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北大这块招牌之外，陈独秀为了扩大杂志的影响，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有些做法，用今天流行的话来讲，就是“炒作”。
怎么“炒作”法？
第一招，是文章“故作危言，以耸国民”，语不惊人死不休。
第二招，是自己骂自己。杂志编辑部假冒读者的名义，写一封骂自己杂志的“读者来信”，同时又写一篇文章加以批驳。两文同时登出来。虚拟的正方和反方各尽意气之能事，骂的人百般挑衅，批驳的人刻薄淋漓，非常具有戏剧性和观赏效果，激发和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第三招，挑衅竞争对手，拿当时最有影响的刊物《东方杂志》开刀。
《东方杂志》是一份综合性刊物，创刊于1904年，老板是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在当时中国的都市文化界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在民国初年，中国的读书人几乎人手一册。《新青年》杂志要扩大影响，首先面临与《东方杂志》竞争。为了打压《东方杂志》，陈独秀一直在寻找机会。机会终于来了。
1918年的某一期《东方杂志》转载了日本杂志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引用了辜鸿铭的大量言论。而就在前一年，辜鸿铭参与了张勋复辟活动。于是陈独秀以此为借口，发表文章攻击《东方杂志》为“复辟”张目。当时中国人对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帝制记忆犹新而且深恶痛绝。在这个时候，陈独秀将“复辟”这顶沉重的“黑帽子”扣在《东方杂志》头上，具有极大的杀伤力。
陈独秀的文章一出，《东方杂志》的声望大跌，销量也大受影响。《东方杂志》的很多老读者，老订户，不再订阅了，转过来订阅《新青年》。商务印书馆只好降价促销，最后不得不撤换主编。在这一过程中，《新青年》杂志很快取代了《东方杂志》在全国知识界独占鳌头的地位。
除了陈独秀“自我炒作”外，还有一件事，也大大扩大了《新青年》的影响。
这件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前夕。当时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叫林琴南。这个人到晚年，思想相当保守。他对《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激进言论十分看不顺眼，于是就想方设法攻击《新青年》。最初写小说讽刺，后来直接写信责骂。由于林琴南名气很大，他这一骂可不得了，引起了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新闻媒体竞相报道的结果是，《新青年》越挨骂，越出名，销量迅速攀升。新文化也开始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