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关键词：学生运动、《新青年》、陈独秀、新文化。《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全国新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新文化”在全国各地传播的进程既不一致，新文化人对“新文化”的内涵亦未形成统一的看法。后来史家们却一致认同了陈独秀“拥护德、赛两先生”的主张。今人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多大反响，而当时人们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早已淡出了后来史家的视野。对于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各有不同；对于同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更有相当的出入。“五四”运动的意义越纪念越宏大，而“五四”运动的本相，则越纪念越模糊。
主讲人简介：
王奇生：教授，湖南湘乡人，1963年生，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本科、硕士）、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先后任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08年9月以“百人计划”调至北大历史系，研究领域为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政党史。主要研究成果专著有：《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等。
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掌声）
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中国知识界就开始纪念“五四”。从此以后，“五四”的纪念几乎年年进行，不曾间断。近百年来，中国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从其发生的第二年就开始纪念；也没有一场运动或事件，像“五四”一样得到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以及官方与民间的共同纪念，并且持久而不衰。
1920年李大钊在纪念“五四”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九十年来，“五四”纪念也确如李大钊所期望的，一直都在与时俱进，每次都要加上些“新意义”。其结果是，纪念越久，追加的“新意义”越多，影响也越来越深远，与此同时，“五四”运动的本相，则是越纪念越模糊。
最初纪念的时候，只是纪念学生爱国运动；后来渐渐将“新文化运动”也作为“五四运动”的一部分来纪念；再后来，纪念“五四”，主要纪念新文化；纪念新文化，又主要纪念“民主”与“科学”。
“五四”运动其实是两场“运动”的组合：一场是政治运动，亦即学生爱国运动；一场是文化运动，习称“新文化运动”。前者是突发性的，急风骤雨，暴起暴跌，前后持续不过一个多月。后者是渐进性的，其兴也缓，其衰也慢。一般的看法，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初名《青年》）为开端，1923年左右结束。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主张将新文化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1915~1918年为酝酿期；1919~1923年为鼎盛期；1924~1927年为后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