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影响扩大，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也就是赶上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
为什么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对《新青年》扩大影响有很大的帮助呢？这里不说别的，仅举白话文为例。
胡适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新青年》杂志自1916年就有意主张白话文，但白话文真以“一日千里”之势传播，是1919年以后。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与1919年的学生运动大有关系。因为“五四”运动发生后，各地的学生团体忽然办了约四百种白话报刊。这样一来，《新青年》提倡的白话文，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并且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新文化运动。
上面我说了这么多，意思是新文化运动的形成，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并不象我们过去所说的那样，1915年《新青年》杂志一创刊，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事实是，在1918年以前，《新青年》杂志基本上是孤军奋战，还没有形成为一场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真正形成，应该是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以后的事。
当“新文化”真正被“运动”起来后，“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才应运而生。“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大约在五四运动之后半年内逐渐得以流行。
对于这一名词的来历，鲁迅曾有过解释。1925年11月，他在《热风题记》中说：五四运动之后，革新运动表面上“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个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依照鲁迅的说法，“新文化运动”最初实出自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之口。虽然如此，陈独秀显然坦然接受了。而胡适最初称“新文化运动”为“新思潮运动”，是否有意回避“新文化运动”这一称呼则不得而知。
我另外想谈的一点是，新文化运动在全国各地的进展，有很大的差异。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当然不用说。湖南、四川、浙江是新文化运动比较先进的地区。其他地区就要滞后一些。
比如福建。据郑超麟回忆，1920年春，福建的学生才开始闹“五四运动”，开始接触新思潮。1919年11月，刚从福建省立第九中学毕业的郑超麟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上船以前，他“不知道五四运动有爱国以外的意义”。在船上，他第一次与“外江”学生接触，发现那些“外江”学生流行看《新青年》等“新思潮”杂志，而此前他只熟悉礼拜六派的杂志，对《新青年》一类杂志闻所未闻。与他同船赴法的30多名福建学生也都是到法国以后，才开始阅读从国内寄来的《新青年》等杂志，在抵法半年乃至一年之后，才学会写白话文，学会谈新思潮。
1922年，北大入学考试，国文题目共有两道，其中一道是作文，题为《述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所得之教训》，没想到有不少中学毕业生竟然不知“五四运动”为何事而缴了白卷。
作家艾芜、沙汀、何其芳均是四川人。艾芜的家乡新繁县,距离成都只有三四十里路程。他就读的新繁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吴六如是吴虞的侄子,五四运动前,学校图书馆就订阅了《新青年》等刊物。故艾芜较早接触到了新思潮。沙汀的家乡是安县，地处川西北。直到1921年夏，沙汀还不知陈独秀、胡适、鲁迅是何许人也。1922年秋，沙汀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才开始接触新思潮和新文学。与沙汀比，何其芳接触新思潮的时间更晚。直到1927年，在四川万县上中学的何其芳还不知道五四运动，当地教育界依然视白话文为异端邪说。
最后，我想谈一下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