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英文著作涉及到大陆现当代史，大陆不少高端读者喜欢购买台湾翻译的版本。特里尔这本书若买了台版，读者更会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因为此书的台版引进的是大陆版，译者都是同样两个人，该书台湾版本的第14章连“1959年至1960……”这段话都没有。
迪克·威尔逊1979年的《人民君主：毛泽东传》，1990年代初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印行中译版时，名字变成了《历史巨人毛泽东》，2006年再版时又变成《毛泽东传》。
抛开出版界删节篡改恶习，大陆出版的外国人写就的毛泽东传记仍有诸多遗憾。
由于很多著作成书年代过早，多在1980年代之前，最早至1950年代初，可依赖的二手材料寥寥无几，学科发展水平也极低，造成当年学者们的知识结构放到今天来看早已老旧不堪。
其次，施拉姆、特里尔、迪克·威尔逊等人撰写的毛泽东传记，多依赖斯诺、史沫特莱、爱泼斯坦、路易·斯特朗等西方左翼记者的二手材料，以及官方早年公开发表的文告、消息。而一手档案是澄清历史疑团最有力的证据，从近些年已披露的部分毛泽东文献来看，公开场合发表的讲话与内部会议记录、私人信件表达的观点相悖的事情时常发生，依据二三手材料，自然会得出错误结论。
尽管大陆的档案开放进度相当不如人意，但苏联解体后，一批珍贵档案得以解禁，台海两岸和美国也有颇多新档案发布，仅最近20年，国共党史、国际共运史、中国近现代史、冷战史的研究都迈进了好几个台阶。
这些哈佛老派学者的旧著作不仅远远落后于世界现在的学科水平，甚至都追赶不上国内史学界的研究步伐。杨奎松的学术性毛泽东传记——《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其价值不仅远超哈佛学者，连高华的“红太阳”与之相比也略逊几筹，这本著作若无金冲及为其作序，恐怕很难在国内出版。
语言和文化隔阂，生活体验的欠缺也是这些外国“汉学家”无法彻底克服的障碍。
这些老派洋学者，有不少人在1990年以后逐步修正了此前很多历史观点。时代与个人局限不能否定“毛泽东专家”施拉姆的真诚，“我的《毛泽东传》那本书是20年前写的，不一定代表我现在的观点”，1991年他接受访问时这样表态，当时他刚写了一篇文章《党的领袖或者君主》。施拉姆随着新资料和新事实的披露，经常修正自己观点，尽管不一定都正确。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只是进入了党中央军事决策层，而非此前所宣传的取得领袖地位，80年中国发布档案澄清史实，施拉姆立即对之前的描述作出更正，到这时他才知道毛直到1943年才取得党主席职务，成为名至实归的领袖。
“文革”结束后，中国30年间发生的众多政治惨剧细节才为西方学界普遍知晓，对施拉姆等学者也是一次冲击。
施拉姆晚年重编毛泽东著作时发现1950年代出版的毛选有严重篡改，即作出了尖锐批评，而大陆有官方学者用“严重夸张和歪曲”来回应他。费正清生前最后一本书《中国史新论》，修正之前大量史观，但不再引进出版。
面对这些西方的研究成果时，大陆常常选择性传播，赞扬之词被放大，批评之意被淡化，修正的结论和著作不再引介，立场与史观不符合“政治正确”原则的一概拒之门外。
当世的毛泽东传记虽汗牛充栋，华文世界值得细读者却寥寥无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