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其实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从来没有寄希望于通过一场什么思想改造运动就把人的思想改造过来。毛泽东自己就不相信这一点，他在“三反”运动开始不久就在党内明确地批评过那种想要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主张和观点，他甚至明确否认资产阶级的思想可以被改造。
本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2013年第24期，作者：徐琳玲，原题为：《知识分子“投诚”的宿命》
1949年2月，在海浪颠簸中难以安眠的王芸生面色蜡黄。
在这趟中共为他安排的从香港北上解放区的旅途中，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先是天津《大公报》宣布更名，揭旗造反；接着，中共对《大公报》的态度再次“升级”，政治定性其为“彻头彻脑的一张反动报纸”。
生性敏感而自傲的王芸生沮丧，愤愤不平，甚至一度“准备结束生命”。然而，抵达北平二十多天后，这位《大公报》总编辑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逆转，他发表三千字的自我检查，宣布“投降”。态度之恳切、彻底，竟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的重点关注。
对于1949年前后的政治大变局，著名历史学者杨奎松以报人王芸生、社会学家潘光旦、哲学教授张东荪的个人遭际为案例，试图还原“革命后”的一部分社会图景——知识分子群体和新政权之间的调适、融合和摩擦。
《忍不住的“关怀”》秉承了杨氏著史的一贯风格：扎实严密的考据，冷静淡然的态度，基于常情常理的逻辑分析。在他引以为傲的史家之“客观与中立”中，他以“理解之同情”去还原和理解每一个具体的人在历史场景下的情感、动机与抉择。
无论面对的是领袖还是普通人，或是讲究生活情调的旧式文人，在杨奎松眼中，都没有差别。“我把他当作普通人，我拿我的心与他的心对话。”
“投诚”的宿命
人物周刊：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大公报》的地位是非同寻常的，它是第一张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办报宗旨的私营报纸。像王芸生这样一个常年受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熏陶的办报人，而且长期写政论文的，在1949年，怎么会迅速转到另一种姿态？
杨奎松：这是由几方面原因造成的。但最核心的在于他们是爱国主义者，甚至可以说是民族主义者。
如果你深入了解一下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你会发现他们一直在变，而且变得非常快。梁启超有一句名言就叫“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
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们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救亡”。“救亡”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建国”。从1900年开始，甚至可以说从戊戌变法开始的半个世纪里，他们始终在考虑要在中国建一个什么样的国？什么样的国家形式才能让中国强大起来，从而能够和西方国家平起平坐，或者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时代的孙中山、包括后来的毛泽东，没有哪个有救国抱负的读书人、青年学生不想着这样一个目标。
救亡建国既然是最重要、最紧急的任务，凡是热心于此的知识人自然不会把个人奋斗和个人志向放在第一位。当年惟一能够取经的对象只有西方，在向西方取经的过程中，他们也难免会受到权利意识、人权观念、自由思想的影响，但多数人显然相信，民族的、国家的需要和解放才是最重要的，个人的一切可以先放在一边。事实上，在中国救亡的过程中，西方落后国家、东方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国家主义思潮也都汹涌澎湃，同样刺激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因此，一切方法都是外来的，问题在于你学什么。所以，我们会看到，20世纪前50年中国的读书人或知识分子，自身也是分化的。只是，不管分化成什么样，有不少人会摆来摆去，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仍旧是把国家的问题放在第一位，关键时刻宁愿牺牲自己以全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