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改造运动的发生非常偶然
人物周刊：参看潘光旦的“政治历史问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他在清华当学生的时候，也参与过学生组织的罢考风波，差点影响了他去美国留学的资格。等他担任清华以及西南联大的教务长，作为学校管理方跟闹学潮的左倾学生一直有冲突和摩擦。这或许和人的年纪有关，还可能和身份有关。
杨奎松：当年那些被认为有“政治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跟共产党领导的左倾学生运动都是有距离的，而且这个距离还不小。
潘光旦是民盟的成员，还是早期地方民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民盟里有些人比较左，有些人比较右。相对于国民党当局，潘光旦自然是“左”的，但相对于民盟中许多跟苏联、跟共产党走得比较近的人来说，潘光旦却又是“右”的。我在介绍他的政治言论经历时说明了他的这种情况。他早年在清华的经历，即一直不喜欢介入学生闹事，到因打抱不平最后支持了闹事的同学，其实也清楚地反映出他的这种性格特点。他具有很强的两面性，但思想主流却是不赞成革命的。他回国几年后就能回到清华，并担负起学校管理职务来，甚至能够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两度充任教务长，也说明他本质上属于现行政治的稳健派。这也是为什么，1946年闻李惨案后，他不仅没有因为国民党人的屠杀政策而迅速左倾，反而还转到主张“中间道路”的有国民党背景的《新路》杂志一边去了。
从他的成长背景、经历、性格以及他接受的教育，就决定了他会走一条既不是非常“右”也不是非常“左”、但一定是规规矩矩的人生道路。我特别举了个例子，记者采访他，提到他生活的精致和享受。虽然他表现出来好像很关心政治，但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是小资情调很强的人。这就决定他不会同情那些很激进的人或者学生。实际上，他整个人生就是排斥极端的，就是坚持中间立场。
人物周刊：说到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是因为中共方面对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信任，所以要对他们进行一次“统一思想”的运动么？
杨奎松：今天对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这个运动关于思想改造、洗澡之类的内容可能被强调得太过了。其实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从来没有寄希望于通过一场什么思想改造运动就把人的思想改造过来。毛泽东自己就不相信这一点，他在“三反”运动开始不久就在党内明确地批评过那种想要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主张和观点，他甚至明确否认资产阶级的思想可以被改造。
思想改造运动的发生其实非常偶然，或者可以说并不在共产党的计划之中。它最初还是北大校长马寅初建议搞的。只不过马寅初最初想搞的是学习运动，想不到学习运动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发现共产党干部贪污腐败的问题不得了，转而发动了一个“三反”运动。“三反”运动弄到学校里，和政治学习运动结合起来，才变成了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三反”运动之前，中共正在搞镇反运动，镇反运动的目标是清理社会上的反动分子。镇反运动的第二步，是要清理政府内部的反动嫌疑分子，当时叫清理中层；镇反运动还有第三步，是要清理党内的反动嫌疑分子，叫清理内层。学校中的教授知识分子就属于中层，“三反”运动弄到学校里去，当然不可能主要去查教授们贪污腐败问题，因此也就借着思想改造的名义，顺势将其变成了一次在学校“清理中层”的斗争。
明明知道人的思想靠一次两次运动根本改造不了，为什么还要去发动学生揭发批斗，包括让知识分子互相之间检举揭发，斗来斗去，其实主要目的就是利用这种群众检举揭发的运动式的办法，搞清楚这些知识分子的背景，特别是政治上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也就不难发现，那些公开的国民党籍的教授们，除了北京大学周炳琳一人以外，多数大学里都没有当成最重要的斗争对象来清查揭批，反而是那些非国民党籍的教授们往往被揭批得厉害。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因为，恰恰是这些在革命队伍中或在统战队伍中面目不清的人，被当时党的各级组织认为是“最危险”的。
人物周刊：书中有一处让人感到温情的，就是潘光旦和费孝通之间师生朋友的感情。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下，费孝通顶住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伦理没有被完全摧毁掉。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这样的案例非常少见吗？
杨奎松：非常少见，大量的情况都不是这样的。今天可以看到很多回忆录，包括当时留下来的许多材料，很多人开会时还是严厉揭批的，毫不留情的。确实感到良心上过不去的，也是开完批斗会后悄悄地到当事人家里去安慰一番，甚至于大家抱头痛哭一场。公开场合去表同情，和党组织、和群众唱反调，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像费孝通当时那样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