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王芸生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在1949年以前，他是希望按照张季鸾、胡政之原来办报的那套思路，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但中共革命成功，旧的一套行不通了，王芸生发现共产党的逻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得到那样多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拥护，过去国民党解决不了的许多问题，共产党一下子都解决了，以他的教育程度、知识眼界和出身经历，他很容易就转变过来了。
事实上，1949年就在中共建国前夕，知识界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很深的，甚至是社会上有些名望的人士，还在王芸生之前，至少与王同时，也都开始主动转变思想了。当时共产党并没有搞思想改造运动，他们就主动开始在报上发文章，做自我批评和反省了。
人物周刊：在旧报人或者媒体知识分子里，王芸生这样彻底迅速的转变具有典型性么？
杨奎松：当然很典型。只是他的典型突出地表现在新闻界里罢了。建国后各界都有这样一些典型，历次运动大都能够平稳过关，1949年以前算是社会名流或知名人士，1949年以后仍旧是社会知名人士，而且一直健康地活到“文革”，甚至是“文革”以后，一直在政治上受到保护，甚至会成为政府对外宣传的重要形象。
知名人士如此，其实，普通知识分子中多数也是如此，不能只看到一个王芸生。我的书里也描述了这方面的情况。比如，1957年参与“大鸣放”的《大公报》员工，其实多数都是比较积极的参与者，叫提意见帮党整风，他们很积极；叫批右派为党正名，他们也很积极。即使是那些后来被划成了“右派”，希望《大公报》能够回到过去办报方式的老报人们，丝毫也不是要反党，他们想的其实只是能不能在党的领导下把《大公报》办得更好一点？他们有意见，更多的也只是在技术层面上有意见，既不是反对党管报纸，也没有想去挑战什么。他们惟一的错误，就是不该对党已经决定了的事情提意见、发议论而已。你只要看一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反右运动中积极反悔，反戈一击，勇于揭发批判，想要争取立功改过的种种表现，就会知道，他们本质上与王芸生并无区别，只是他们或者太年轻了一点，或者政治经验少了一些。说他们是“右派”，实在是冤枉了。那两年所谓反右运动打了56万“右派”分子，包括至今也没有平反的个别人在内，有谁真是“右派”，是很值得怀疑的。
人物周刊：你的书中呈现了党派进报社的主管干部和新闻专业人员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这种冲突的背后是什么？
杨奎松：中共建国后实行党管一切，外行管内行的问题多少年来一直很普遍，由此引发的矛盾一直很尖锐。这不仅是《大公报》的问题。但实事求是地说，相对于其他很多专业性更强的机构和组织来说，中共对办报其实并不陌生。比如1952年后派到《大公报》去的三届领导人，其实都办过报纸，你不能说他们完全不懂业务。问题是，这些在农村根据地办过报纸的干部，对在大城市里办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报纸，无论是综合性报纸，还是专业性报纸，基本上还是外行。
当年根据地干部办报的观念和旧报人办报在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旧报人办报，业务及其标准是第一位的，政治把关是第二位的。根据地来的干部则反过来，“政治第一，业务第二”，在政治不出问题的情况下才考虑业务。由于报纸被视为党的宣传工具，结果是报纸的业务问题没有哪一样能和政治脱开关系，哪怕是版面上稍微一点变动，都可能会涉及到合不合乎政治标准或政策导向之类的大问题。所以，即使大家在拥护共产党的问题上没有多少分歧，旧报人在这种动辄得咎，手脚被束缚得死死的情况下，会觉得不舒服，会从技术层面上和办报方法上与党派来管报纸的干部发生一些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这种情况多半也只是在建国后最初十几年时间里会比较突出些。等到六七十年代，老报人越来越多地退了下去，建国后才进报社的人们已经渐渐习惯了这种管理模式。他们从没有在旧中国从事新闻工作的历史，不懂得也不怀念那些旧的东西。因此，后来报社内部除了人事纠纷或权力纠纷外，在这方面就几乎没有什么冲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