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苏联和平共处的首要目标，美苏双方分别是两大阵营的头，他们之间的关系直接关系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苏联把发展苏美关系作为重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此时，中美正处于严重的对峙状态，在中方看来，美国是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是侵略与战争的主要力量，苏联要与这样的国家和平共处，是不可思议的，是投降主义，“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是不能接受的。
苏联与美国和平共处有他的道理，但苏共把自己的外交政策强加于其他国家，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都要执行这条总路线，则犯了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错误，中共与苏共的斗争，维护了自己的主权与独立。但是，中共提出的对外政策总路线，实际上否定了不同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认为与资本主义只能“冷战共处”，这也是不妥的，无助于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
如果说中苏关于斯大林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问题的争论与各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战略相关的话，那么双方争论中的和平过渡问题则是两个都想当共运领袖的大党在为别的共产党制定方针政策了。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强调暴力革命的普遍性，苏共则强调议会斗争与和平过渡的必要性，而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并没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采取什么方式、走什么道路并不是由中苏两党所能决定的，而只能由实践来解决，中苏两党是在进行无谓的争论。
三、值得吸取的教训
中苏由联盟走向分裂，打破了国际共运中苏联的至尊地位，结束了国际共运中苏联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是，论战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它对中苏两国的内政都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相比之下，给中国造成的消极影响更大，而苏共与中共的论战，对于克服其党内的保守倾向，坚持20大路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苏论战造成了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分裂，影响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邓小平在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时说：中苏论战是在“马克思去世10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中苏论战中虽然夹杂着意识形态的斗争，但实质上还是国家利益的冲突，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正如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所说的：中苏两党从60年代中期起关系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4-295页。）
回顾30多年前的这场大论战，值得我们吸取的教训主要有：
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首先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其所在国的党和人民，其他党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就斯大林而言，他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他领导苏联近30年，苏联人民有权对斯大林做出自己的评价，至于这种评价是否合适，其他国家的学者可以去研究。对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今天看来，其并非妄言，而我党当时竟认为赫鲁晓夫在把罪名强加于斯大林，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总结的那样：“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事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页。）更为可惜的是，当苏共试图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时，我们全盘肯定斯大林，又把斯大林的错误重新实践了一遍，中苏大论战是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二、在大论战中，中共捍卫自己的独立与主权是正确的，但在反对别人强加于自己的同时，却也想强加于人，则是不正确的。中共要求苏共接受我们的战争与和平观念、接受我们关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看法，要求苏联改变20大路线，亦有干涉内政之嫌，大大损害了我国在国际共运中的威望，在共运大分裂时期，站在中共一边的党是少数。中共对战争、暴力革命的强调，被当成好战的力量，造成了不良的国际影响。
三、时代在发展和变化，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在实践中认识和发展，应该允许各党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探索，各国的情况不同，得出的结论可能也不一样，不能强求划一，以我划线。
四、无论是制度相同的国家，还是制度不同的国家，都应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发展国家间的关系。友好协商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论战这种激烈的方式无助于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