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2月，赫鲁晓夫提出停止论战， 寻找两党间克服分歧和相互谅解的途径，但是，苏联仍坚持20大路线，中国则要求苏联放弃20大方针，双方在原则问题上互不让步，论战难以停下来。3月30日， 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制定现阶段国际共运的总路线，信中全面阐述了苏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看法，宣布继续奉行苏共20大、21大所确定的路线，致力于争取世界和平和和平共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并建议举行中苏两党会谈。6月14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 也提出了《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即25条），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集中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以“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为主要内容的“修正主义路线”。
1963年7月5日，中苏两党间的会谈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了。谈判桌成了双方唇枪舌剑的战场。在会谈期间，苏方做了两件破坏谈判气氛的事。一是7月14日， 苏共中央就国际共运问题《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发表，公开地逐条批驳中共6月14日信件提出的“25 条”；二是与美国进行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赫鲁晓夫此举显然含有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之意。赫鲁晓夫对美国代表哈里曼讲：“我们应该对中国施加压力，使其遵守条约的规定，而且要联合行动，从各个渠道阻止中国得到核技术。”邓小平在谈判桌上严厉批评了苏联的错误做法。苏中两党的会谈于7月20日结束，不但没有达成协议， 双方的敌对情绪反而加剧了。
此后，苏中两国的报刊杂志都发表了大量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文章，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论战。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先后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等共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认为“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赫鲁晓夫在苏联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的专政，也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专政。”1964年4月，苏联《真理报》称中共是“叛徒”；9月，苏共在一份宣传提纲中称中国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主要敌人”。苏联方面还表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不保证战时苏联协助中国。
这场论战的焦点问题首先是斯大林问题。在公开论战时期，毛泽东等我党领导人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否定苏共20大有积极意义，认为苏共20大“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般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结果“败坏了苏联的声誉，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败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给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其他一切共产主义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64、65、73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中共还怀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材料的真实性，认为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捏造了大量的谎言，认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迷信是一个政治阴谋，是“把党的领袖斯大林同党的组织、同无产阶级、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抬高自己，打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为修正主义的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开辟道路”；“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力图按照自己的意愿颠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142页， 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我党领导人回避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曾经给苏联党和国家造成的巨大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