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中苏对斯大林的错误及其产生原因的认识是有分歧的。苏方强调斯大林的主要错误是破坏法制、镇压无辜，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个人性格的多疑；中方反对把斯大林的错误只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性格，在指出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的同时，也指出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等思想方法和理论方面的错误。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等问题，中国领导人也持保留态度。总之，苏共二十大埋下了中苏两党分裂的种子。
1956年波匈事件平息后，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正利用苏共二十大掀起反苏反共高潮，而苏联领导人软弱无力，中国共产党应该做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不仅要顶住这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而且要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于1956年12月29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也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写成的，并经毛泽东亲自修改而定稿的。全世界议论纷纷的斯大林问题仍是文章论述的主要问题。中共领导人认为，对斯大林的评价，也就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评价，因此，对斯大林要做认真分析，毛泽东指示：第一，先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第二，再讲明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第三讲明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要讲他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如搞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国内外情况复杂等等，但不宜过分强调。因为列宁在世时的社会条件不比斯大林好，但他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在同样的社会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可能少犯错误。这里，个人因素，个人主观是否符合客观，起着重大作用。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结果他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帝国主义乘机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从中间打他一棍子。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了，别人就拣起来打他，闹得四面楚歌。我们现在写这篇文章，是为他解围，方法是把斯大林这把刀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因为这把刀子虽然有缺口，但基本上还是锋利的。（注：吴冷西：《忆毛主席》第27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体现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文章发表后，苏联立即把它译成了俄文，由著名的播音员向全国广播，并数次播放。《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实承上委婉而又明确地批评了苏共二十大的观点。由于当时赫鲁晓夫在国内外处境都比较困难，不能不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因而没有对这篇文章提出异议。
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苏波匈三国。在莫斯科期间，周恩来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针对当时苏联与波兰间的紧张关系，周恩来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提出了诚恳的批评，他指出1956年10苏联“调动苏军，兵临华沙，对当时的波兰施加了军事压力，这是行不通的，不符合兄弟国家之间关系准则。”访问结束时，中苏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社会主义各国关系也要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赫鲁晓夫对此很不满，他后来向毛泽东抱怨说周恩来是在教训他。
1957年11月，即苏联十月革命节40周年之际，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云集莫斯科，就国际形势，加强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团结，以及国际共运一些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同行的有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等苏联党政高级领导人隆重接待了毛泽东一行，并且安排中共代表团住在克里姆林宫，毛泽东住的则是过去沙皇的寝宫，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则大都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