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 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制造核武器的资料和原子弹样品。中国政府认为，苏联此举等于告诉美国：苏联不支持中国，这显然是为了讨好美国，以便向美国提出苏美两国垄断核武器的建议。同年8月， 中印边境发生第一次武装冲突，由于赫鲁晓夫把印度作为其南下太平洋的跳板，极力改善与印度的关系，苏联政府不顾中方的解释和事实真相，于9月9日发表“塔斯社声明”，对中印冲突不分是非曲直，笼统表示遗憾，实际是偏袒印度，谴责中国，引起中国政府的反感。
1959年9月30日，刚刚结束访美的赫鲁晓夫到达北京， 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这是赫鲁晓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由于前述种种原因，赫鲁晓夫受到中国领导人礼节性的、不很热情的接待。在这次访问中，赫鲁晓夫与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还发生了口角。
这次会谈不欢而散，赫鲁晓夫被冷淡的送走了，双方没有发表任何公报。赫鲁晓夫途经远东回莫斯科，10月6日，赫鲁晓夫在苏联远东的海参崴发表讲话，又影射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理智的。”
中国领导人没有屈服于苏联的压力，于1960年4 月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等3篇文间，以铁托为靶子， 实际上不点名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某些观点：诸如和平过渡、和平共处、战争与和平问题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开辟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具有普遍性，不应该把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与一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的危险就存在，帝国主义战争会给人民带来巨大损失，也会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创造条件等等。
这一行动激怒了赫鲁晓夫，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 赫鲁晓夫严厉指责中共“要发动战争”，是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等，并威胁中共，若不与苏共采取一致立场，苏共就把分歧公开。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苏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6月26日，中共向会议散发书面声明， 点名批判了赫鲁晓夫，明确指出双方存在的根本分歧，指责赫鲁晓夫破坏了协商一致的原则，并在国际共运中开了恶劣的先例。
由于中苏两党是执政党，两党关系的破裂必然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7月16日，苏联便突然宣布在一个月内撤走在中国的全部1390名专家，这与当初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方式如出一辙。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了与中国签订的343个专家合同及其补充书，废除了27项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赫鲁晓夫此举给中国国民经济制造了巨大困难，使中两党关系进一步恶性化，并进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论战。
二、大论战的焦点问题
中苏两国关系破裂后，中苏两党的论战与分歧继续升级，开始了公开而全面的论战，虽然两国关系从联盟走向分裂主要源于两国战略利益的不同和苏联的大国主义，但双方论战的焦点却是意识形态问题。中国从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陆续发表了《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 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陶里亚蒂同我们的分歧》、《分歧从何而来》等七篇重要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答复和批评苏共及受其影响的党。论题包括了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问题、民族解放运动、世界革命与国际共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