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中共把赫鲁晓夫定性为“修正主义者”这个立论基础就是不对的，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但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反对斯大林其中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但是，破除个人迷信，从大镇压的恐怖阴影中走出来，是当时苏联社会的需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在方式上存在问题，但他提出这一问题本身是得到苏联人民欢迎的，这也是赫鲁晓夫能战胜对手，走向权力顶峰的一个原因。我党领导人与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点，即孤立地看待斯大林问题，没有把斯大林问题与体制问题联系起来，所以，在中国出现对毛泽东个人迷信的同时，苏联也重蹈了个人迷信的覆辙。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双方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争论集中在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否爆发，在核时代战争的前途如何。在理论上双方都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有爆发的可能，也有制止的可能，但双方的侧重点不同。
赫鲁晓夫上台后，改变了苏联长期坚持的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之说。他认为，帝国主义是产生战争与侵略的土壤，但是，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加上爱好和平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国际无产阶级和所有和平力量的联合努力能够防止世界战争，粉碎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的图谋。苏联强调制止战争的可能，特别是在核时代，爆发世界大战，不会有胜利者，极有可能是同归于尽。战争过后，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民来说，社会主义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从肉体上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即使还有存活者，也是活人羡慕死人。（注：《赫鲁晓夫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3年1月16日），《人民日报》1963年2月22日。）因此， 苏联在与美国的对抗中以不发生核战为限，在古巴导弹危机时主动后撤。
我党领导人承认新的世界大战有防止的可能性，但更多地强调的是爆发的危险性，强调“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用人民革命战争，才能消灭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战争。”（注：萧华：《不断加强国防力量，保卫建设》，《人民日报》1960年6月4日。）强调战争是一定要爆发的，只不过是大打小打的问题。这种估计又冲淡和抵消了中共关于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的说法。60年中期，我国从这一片面走向极端，甚至提出了既然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注：陈毅：《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人民日报》1965年10月7日。）中共还认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了一个10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就要崩溃。中共不赞成苏共关于核战争会毁灭全球的观点，断言，如果帝国主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核战争，“遭到毁灭的不是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而是帝国主义和整个帝国主义制度”。（注：《人民日报》社论：《是人类毁灭核武器，不是核武器毁灭人类》， 《人民日报》1962年4月28日。）我党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判断，使我国的工作重心无法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战争的看法才有所改变，才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可能。
同战争与和平问题相联系的是和平共处问题。苏方认为世界战争打不得，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通过和平竞赛战胜资本主义，因此，苏共领导强调和平共处，提出“和平共处不是策略原则，而是苏联外交的根本原则”，和平共处是“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苏共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我党领导人则反对上述提法，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由基本内容和根本原则两部分构成。基本内容应该包括下列三个方面：“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963年3月30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35页。）根本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963年3月 30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