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雷斯和拉宾总理当政后，顺应时代潮流，改变前政府在中东问题上的僵硬做法，奉行灵活、务实的政策。1993年9月13日，以色列政府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和平协议，从而揭开了中东从战争走向和平的历史新篇章。佩雷斯对此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把自己几十年为实现中东和平而奔走的经验和对中东地区未来发展与繁荣的前景的思考及时地记录下来，很快出版了一本新的著作《新中东》。新华社所属的新华出版社得悉，提出将这本著作译成中文出版。佩雷斯慨然应允。他曾对我说："这几年，以色列办了两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一是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二是同巴勒斯坦达成和平协议。"他认为，这两件事，不但对以色列意义重大，对中东地区乃至世界也将产生深远影响。他说，他非常高兴他的著作能在中国出版，使中国那麽多读者能了解他对中东问题的看法。
这是1994年1月初他对我说的话。那年，从元旦开始，我应邀再次访问以色列，并作为译者参加希伯来文学国际研讨会。在研讨会期间，我同佩雷斯见过面。他对我在业余时间从事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工作表示赞赏。会后，佩雷斯在他外交部的办公室正式会见我。我曾在这间办公室采访过佩雷斯的两位前任－ 摩西·阿伦斯和戴维·利维，见证了中以两国建交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这些，佩雷斯事前早有所知。因此，我们一落座，他就说："你是我们外交部的老朋友了。我今天非常高兴地告诉你，我对我们两国建交两年来双边关系的发展感到很满意。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两国相互隔绝几十年，要做的事真是太多了。我们需要加紧干。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任何政治问题。因此，我们应大力加强在经贸领域，在农业、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他还说，他希望两国利用最短的时间实现这些交流与合作，以便把过去失去的几十年的时间追回来。这不但对以色列有利，对中国也有利。这也是以色列对中国在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慷慨接待犹太人的一种回报。
谈起他的新著《新中东》一书在中国的出版问题，我说，我受出版社之托，请他拨冗为这本书的中文版写一篇序言。他当即慨然应允。他随后又狡黠地一笑说："中文版出版后，请务必送给我一本，我想检验一下我的中文怎么样。"我知道他不懂中文，他这样说是出于幽默。因此，我也就以幽默应对。我说："我可以寄给阁下两本，一本在办公室阅读，另一本在床头阅读。"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早已知道他有喜欢在夜间读书的习惯。听我这样一说，他不禁哈哈笑起来，笑得很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