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中国战略支点不能选朝鲜 不应支持反人类政权

　　李巍：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处理国际关系时，更多依靠双边。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发现多边外交搞得挺成功的，被认为是中国参与既有国际体系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方式。中国积极参加“10+3”、上海合作组织，包括加入全球层面的各种国际组织，我们觉得受益颇多，也越来越习惯于用多边外交的方式解决问题。

　　但近几年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我们发现多边外交方式对中国来说有很大的困境，特别体现在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上。在处理和东盟之间的关系时，中国总是把这十个国家当作一个整体来应对，虽然曾经也获得了很多的成功，但现在发现这种方式出现问题了：通过中国-东盟自贸区，他们得到了很多好处，但他们认为这是利益均沾获得的，对我们并不怎么感激。因此，我们需要在这十个国家当中找出一两个关键的国家“重点对待”，而不是“整体处理”。我觉得这是外交方向上的一个重大变化，所以“战略支点”这个概念越来越重要了。

　　高程：如果中国的安全战略目标既有防御性的又有积极性的话，那么打造战略支点国家就非常必要。这里的必要性主要有两个视角：一个角度是，中国经营周边客观上走多边合作渠道难度很大，需要采取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重新将关注点放回到双边层次，先去争取那些容易争取、且对实现中国周边战略价值大的国家。从防御性角度，这可以避免中国在国际社会被孤立。美国对于国家间双边关系的干扰能力明显要低于对多边组织及合作的拆解和破坏能力，所以相对于多边领域，中国目前推进双边合作的阻力明显小得多，更容易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务实的收获。从积极主动作为的角度，重点发展具有潜力的双边关系有助于打破美国通过多边机制在国际交易渠道方面形成的垄断局面。

　　另一个角度是美国重返亚太，使中美战略互动关系陷入如下困境：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利用中美的相互制约，在美国的安全保护和中国的经济增长红利中两面渔利，特别是利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对中国的制衡，在享受来自中国经济福利的同时不回报以相应的政治善意。要打破这种不利状态，中国需要对这些国家实行差异化双边策略区别对待。根据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政治威胁”认知（比如是否有领土争端）、其与美国利益关系的紧密性、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对我的战略重要性等标准，周边国家可被区分为不同层次。中国可以通过这种分层评估不同周边国家的双边合作空间，然后再决定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或战略组合来灵活应对，其中包括经济拉拢或施压，政治军事威慑或合作等。从这个角度上说，寻找一些特别的战略支点国家也是很必要的。

　　至于多边和双边的关系，我同意徐进的观点，我一直主张在目前状况下，通过双边来促多边。我们现阶段可以依托双边做成一些务实的事情，通过签订自贸区协定、投资协定、货币互换协议等合作方式便利与这些国家的双边经贸关系，扩大互惠基础。这需要找一些关系好难度小的国家先做实，有了好的示范效应再扩大范围。不过，未来中国要主导东亚事务的话，最后还是要把合作落实到多边层次上。

　　徐进：中国需要在“韬晦”与“有为”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要把二者视为平行原则，而不是上位原则与下位原则。还应当放松而非放弃不结盟政策。打造战略支点国家不是缔结军事同盟（中国现在以及未来一段时期无需与别国建立军事同盟关系），但却有助于中国开展或深化与特定国家的多层次军事与安全合作，进一步提升与他们的战略轻安全压力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