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中国战略支点不能选朝鲜 不应支持反人类政权

　　高程：2009年之后中国周边环境有几个特点：第一，美国重返亚洲，加固了它的联盟体系。我们原来更多是面对单个东亚国家，现在则主要面对这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而且是比较长期的事情。第二，东亚的政治对抗性加强了，像领土问题、海洋权益问题等，矛盾呈现出来，没法回避了。第三，“以经促政”的手段效率越来越低。这既体现在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层面上，也体现在区域合作的多边层面上。中国一直努力构建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陷入了困境，美国推动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实际上拆解了“10+X”框架，他要用“亚太”来替代“东亚”合作概念。第四，中国和周边大国的关系也面临着重新调整和定位。中美关系中，霸主国和新兴崛起国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中美和美俄之间的矛盾推动了中俄两国在战略上走近。另外，中国开始争取后发的新兴市场大国印度。美日同盟对中国的遏制和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导致中日双边关系正在恶化。

　　以上谈的是东亚的情况，这是美国势力集中辐射的地区，也是2008年以来中国周边环境发生实质改变的一个地区。相对而言，中亚、南亚区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环境转变。这三个区域的共同特点是，都有一个相对主导的国家（东亚的美国、南亚的印度和中亚的俄罗斯），中国要同时处理好跟这三个区域中心大国的关系，以及跟周边小国的关系。

　　接下来谈谈中国在周边的战略目标。在以“韬光养晦”外交为主的时代，中国在东亚的战略目标是以防御为主，那一阶段中国需要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实现自身发展。新领导班子近年来为周边战略注入了主动作为的因素，提出“经略周边”、“塑造周边”的理念。这是一个积极的战略目标，是要把周边地区作为大国竞争的地缘依托带来主动经营。同时，中国从前在周边更多是被动应对麻烦，如今则开始主动通过利用矛盾来驾驭周边局面。

　　中国目前的周边战略是防御性目标和积极作为目标并存。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防御和积极战略目标的投放比例。近代史上，英国崛起时所在区域——欧洲的政治格局复杂，是列强争夺的核心地带，所以他在欧洲采取了防御性的均势政策，维持域内大国之间的平衡关系；与此同时，把战略重点放在远离中心争夺区的亚非拉外围地区，这是一个思路。崛起中的美国则选择经营自身地缘所属的美洲，同时在美洲以外的地区采取“孤立主义”政策，这又是一种思路。每个国家崛起时面临不同的外部环境，所以战略支点的选择标准也不尽相同。如今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虽已与上述国家迥然不同，但历史还是有一些可借鉴之处。回到周边战略问题，对中国来说，在周边设定防御性的战略目标是必须的，因为美国已经通过重返亚洲战略在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方面全面遏制中国发展。但是，在美国的体系压力下，中国该把多少比例的资源重点投放到东亚以实现积极战略目标，同时把多少资源分散到非洲等美国的战略边缘地带，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徐进：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使东亚权力格局有走向两极化的趋势，而美国重返亚太并实施再平衡战略使该地区形成了“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二元格局。这对中国的东亚安全合作是不利的。它导致区域大国和重要行为体更多地把地区制度作为战略性工具来使用，使地区制度安排成为服务于权力竞争手段。当然同时也使中国面临较大的安全压力。

　　李巍：关于战略支点国家的内涵刚刚谈了一些，其实还有更多丰富的内容。根据具体涉及问题的不同，战略支点国家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军事意义上的战略支点国家。比如菲律宾和日本之于美国。他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美国要想在军事上控制东亚，必须把军事基地设在他们那儿。第二类是意识形态上的战略支点国家。印度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民主的一个样板，美国在向外扩张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印度就具有战略支点的意义。第三类是经济合作中的战略支点国家。比如说在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时，就得有一些战略支点国家。在全球经济战略中也是如此。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要深入到欧洲，比如说资本、货币要进入欧洲，希腊和冰岛就是两个很重要的战略支点。中国想直接进入欧盟核心国家挺难的，购买其矿产资源、公共设施都挺难的，但冰岛、希腊这两个比较弱的边缘国家，却可以成为中欧洲的门户。第四类是国际战略支点国家。比如说投票当中需要哪些国家支持——有这个国家支持你，你在国际组织当中的议案就能通过。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是有几个关键的国家挺我们，然后带动了一些兄弟们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在很多重大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上，荷兰是德国在欧盟中经常争取的一个战略支点国家。